这种情况下，两淮那里敢真得闹对抗？
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
两淮固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抗行径，却反而有些做的过火，尤其是淮西，多有当地官吏滋扰、乃至于借机盘剥地方大户的情形……而这种情形，随着两淮组建起了公阁后，却又迅速引起反弹，地方形势户们以公阁为组织形式，联络监察御史，乃至于直接上告东京，将矛头对准了地方官府。
双方一时间不可开交，烂账一堆。
只能说，当日刘大中一语中的，两淮这里已经开始有了形势户借公阁与官府相争的局面。
长久下去，怕是要形成结构性的问题。
与之相比，江南西路那边就干脆多了。
彭蠡泽（后世鄱阳湖）那里，直接有身兼巫道、豪强、水匪的人物联络造反，诈称钟相、杨么，自封齐天大圣，迅速席卷多个州县，还打出了顺江而下，打破凤凰山，活捉赵官家的口号。与此同时，好不容易又安定下来，但素来有造反传统的虔州南部地区也跟着闹了起来，靖康之后，虔贼三度现世。
而一个彭蠡巫道水匪，一个虔州苗寨土匪，一南一北，立即就在江西形成了规模。
当然了，朝廷这一次是真的早有准备，无为军那边的王贵立即顺流而上，经江州进入彭蠡泽，与此同时郭仲荀的御营预备兵也毫不犹豫，立即从虔州北部出发，展开了第二次对虔贼的围剿工作。
这还不算，早在春末，刘錡的军队便开始以让军士休假往归黄河的名义渐渐分散向北，却又在池州一带候命不渡，此时更是直接集合起来向西。
结果就是，前者耗费一十七天，后者花了二十三日，两场叛乱直接在仲夏到来之前便做出了了断。
然后，刘錡部真的就北走归黄河了，便是王贵部也直接在战后北返候命，至于凤凰山那里，则向平定了虔州的郭仲荀部打开了大门……郭仲荀部万人，进行了精选和汰换，一半弱兵继续留在虔州本地，另外一半却是趁势转向杭州，往御驾前汇集。
当然了，随着彻底的军事清扫工作结束，江西的土断、检地自然也随之彻底强硬展开。
至于福建路，与江西和两淮又都不同。
首先，福建路是与两淮一起围观了两浙、东南改革的，同样心里有谱。而且福建的士大夫在这年头成就普遍性极高，几乎每个州府都有成名的士人，可以号召乡里，甚至早早进行筹划预备。同时别忘了，福建路被人口税的剥削是最严重的，赵官家的新政对他们而言是最具解放性的。
但偏偏，福建又因为山地纵横，造就了这个地方的乡土宗族势力近乎于独树于时代的强大。
种种情况，最终使得福建路的新政改革产生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导向——问题不在于形势户如何对抗国家，也不在于什么官府公阁产生矛盾激烈矛盾，而且也没有几个真造反的，问题在于地方和地方之间因为检地、土断问题而产生了巨大的地域矛盾。
且说，检地和土断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公平分配税额。
然而，当检地和土断的结果依照着地域与原来的总额度比较，产生了必不可少的差额时，那些或多或少的差额，再配合着永不加赋导致的总额不变，就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
变少了的，自然是觉得自己之前几百年都多交了，变多了的，自然也会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结果就是，州府和州府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乡村和乡村之间，往往会因为几百贯、几十贯，乃至于几贯、几文的税额分配产生激烈争执。
而这种争执，在州府一层和城市之间还能得到调解分配，或者说是还能用文书来说话，还能听上级的独断。但是，随着上层、中层渐渐抹平，差额下放到了基层，尤其抵达村社一级的时候，却因为大规模械斗的出现忽然失控。
这当然是极度严重的问题，其破坏力根本就不亚于之前隔壁江西造反，但偏偏面对这种情况，上下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首先大家只是内部争斗，又不是真扯旗造反对抗大宋，甚至连县城都没碰，总不能说直接把郭仲荀跟杨沂中的部队调过去镇压吧？
可若说只算恶性案件，让地方官府下去审理便可，怕是也不行……因为，这种基层械斗，一则混乱二则包庇，哪来的案情和人犯？而且就县衙那几个官差在村社那几百上千持械青壮面前到底算个屁啊？有什么执行力？
于是乎，眼睁睁的，上上下下便看到福建路因为这个事情陷入到了一种怪异的整体混乱之中。
一时间，便是之前还因为两淮的服从、江西的快刀斩乱麻而自得的赵官家，也在凤凰山上傻了眼，只能匆匆按照李纲的建议，一面派出许景衡、刘大中、范宗尹、梅栎等人为首的‘代天子调查团’去福建各处和稀泥，一面匆匆要求各处的福建籍官吏……离得近的直接回福建维稳，离得远的，也要赶紧写信回去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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