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阳才坐归原处，张必用便说:“既然君臣如父子，我倒有一问了。为人子的，哪个能选择父亲？为人臣的，哪个又能选择君王？我倒以为，臣不端，则君不立；民不安，则吏不治。既有恶父，为人子的更应仁厚诚实。我竟不信，这天底下有如此混账的父亲，会把仁善之子害死的。君臣之道，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双阳身旁有个儒生，叫杨沐白。他生了一张瘦长脸，由于缺乏笑容，看上去有些木讷。张必用话音未落，他忍不住起身，拿一种和缓轻柔的语气说:“读书人理应心怀天下。但是你可知，纪南城中读书人是不敢公开议论国事的?若妄议圣上，更是死罪。幸有贤德之士如睿亲王，纳我等为门客，论社稷大事，尽栋梁之才。这是我南淮国之福。听闻在西梁国，万民皆可品评国君，读书人各尽其能，实非我南淮国可比拟。我以为，国之根本在乎国制，可国制乃君主衣冠，绝非臣子可以左右。既如此，圣名蒙尘，又说什么佞祸呢？”
双阳笑着，待杨沐白言尽，补上几句:“适才张兄所言，有一点在下不敢苟同。古有石碏为社稷大义灭亲，父可诛子，子又为何不可诛父呢？若那父亲为害一方，儿子弑父，未见得不是造福乡邻哩。张兄说，子不能择父，我却以为，那父亲若有失德行，为人子的，不认这父亲也罢！”
此话一出，张必用即刻闭了嘴。顾乘风看得出，张必用所以沉默，不是因为他辩不过双阳，而是因为再辩下去，有忤逆之险。众人都看向睿王，睿王却哼笑道:“诸位所言都有道理。这一月来，边区灾事频发，百姓苦不堪言。要解民疾，须治根疗本。本王且问诸位，若我南淮国今年的天灾发生在西梁国，单论治灾之道，比之我国，孰优孰劣啊？”
张必用起身道:“自然是西梁优我南淮国劣。”
常庭钧问:“为什么？”
“此乃国制使然。西梁一君多王，县郡再偏远，也由藩王辖管自治。藩王于西梁为臣，于地方县郡却是君。若报喜不报忧或放任不治，百姓颗粒无收，将来是藩王自己的负担。我南淮国虽行分封之制，封主既无兵马也无财权，百姓是死是活，是富是贫，封王俸禄无差，辖地百姓疾苦与他何干？便是有几个如实报灾的，怕也只是诈些皇粮库银，趁机中饱私囊。如此，也不怪我南淮国天灾难治了。”
朱弼文许久未发言，听完张必用的话，此刻笑道:“张学士所言极是。俗世凡人，哪个又无私心？西梁国最近两百多年来繁盛不衰，我以为，与它这一君多王之制密不可分啊。”
双阳起身道:“我淮建国之初，也曾是三邦之首。学生以为，朱大人还漏了一条。”
朱弼文道:“且讲。”
“我南淮国立业，奉灵宝天尊为正神，虽未行一君多王之实，却有王税之制。怎料三百年前西梁国广成大司马逼宫事成，掌了大权，十年后又对我们南淮国动了心思，扶廉王继位，废黜仁宗，我南淮国便废了灵宝天尊正神之位，改奉道德天尊。实暴治之始也！”
双阳说到“王税之制”的时候，叶长庚对顾乘风低声道:“这封王税，是我们南淮国的旧制。那时候封王不领俸禄，却有一项额外的权利，可在国税之中分出一半，据为己有。封王对封地的管理经营，皇上一概不过问。所以民富则封王富，民穷则封王穷。”
顾乘风说:“听来倒是极妙的。”
“你有所不知。这封王税名义上是国税的一半，其实落到百姓头上，是一笔额外的负担。好比说一亩田地本来交三石粮税即可，可既然国税须分一半给封王，那么为了避免国库紧张，一亩地便收四石粮税，两石上国库，两石进了封王府。国泰民安的时节，这王税之制确能激励封王治郡理政，活络商贾经营。可惜后来战事连连，国库亏空，苛税越发多起来。税一多，自然民怨沸腾，谋反之势也蠢蠢欲动。廉王继位后，由其生母康庆太后摄政，如此，这王税之制才得以废止。”
对于人间政事，顾乘风本来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可听这大厅里儒生舌战，又得了叶长庚这细细的解释，他竟悟出些许门道来。而且正因为有了感悟，对多方的态度和立场，他也有了几分结论。儒生虽争辩得面红耳赤，其实就国制而言，他们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说来说去，南淮国的一切弊端都源于国制，多派的异见，无非是有人说西梁好，有人说北魏好，有人哪国都瞧不上。
常氏兄弟和朱弼文只是偶尔插上几句。常氏兄弟武将出身，言辞之才虽不及儒生，倒也一针见血。朱弼文发言，总有一股子无所谓的态度，语气轻巧，用词随意，一路听下来，很有些四两拨千斤的力道。让顾乘风奇怪的是，除了跟自己耳语，叶长庚并不发表任何意见。他把叶长庚这置身事外的态度视为谨慎。于是一个问题由此而来，冲出顾乘风的嘴:“我有一事想不明白，睿亲王把这许多儒生招来府中妄议国事，岂不平白为自己惹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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