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古人们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存在着深刻的民族主义色彩。
因此，古代中国人具有史所罕见的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而先秦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服饰、礼仪、思想、道德等的综合体）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汉晋开始以血缘为主要因素区分。
所以说，用西方的东西来衡量中华的东西根本就行不通，我们有自己的体系，当然，活水不腐，学习他人长处，补上自己短板，这是对的。
但是全面否决自己，那就是傻子。
刘元昭是在和文官，武官，有钱的百姓，一般的人家，普通士兵，小孩，以及其他民族的百姓。
他仔细询问了他们的想法，也搜集了一些民族矛盾的案例，同时还有锦衣卫的暗中走访。
对于宗教和民族问题，刘元昭必须进行改革，当初的做法太过于简单，靠着武力强压那只能是让矛盾越来越深。
而这一次，刘元昭击败了满清，让他一时缓不过气来，至于大明还在剿灭自己内部的流寇，无暇顾及周边情况。
特别是跟随刘元昭一起打满清，又是死伤近万，崇祯现在还在心疼，不敢再霍霍了。
四月，给事中吴甘来请发粟以赈饥。时山西、陕西自去年八月至于是月不雨，赤地千里，民大饥，人相食。民饥而乱兴，而明将多杀良冒功。中州诸郡，畏官兵甚于“贼”。疏入，初六日，崇祯帝诏发帑赈饥。
六月，总督陈奇瑜与郧阳抚治卢象升合兵于上津。时农民军各部多入汉南，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
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四集，误走兴安（今陕西省安康市）车箱峡（今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
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时天雨两旬，被困的农民军马疲食尽，李自成用顾君恩谋诈降，以重宝诱奇瑜左右及诸将。奇瑜许。
七月起义军从车箱峡脱围者计三万六千余人。
崇祯帝以农民军聚集陕西，下令河南兵入潼、华，四川兵由兴、汉，山西兵出蒲州、韩城，湖广兵入商、洛，合剿农民军。
崇祯七年（1634）十月二十七日，湖广兵援汉中，被农民军击败，副总兵杨正芳及部将张士达战死。
陈奇瑜被逮后，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受命兼摄陕、晋、楚、豫、川五省军务，准备更大规模地围剿农民军。
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由陕东出终南山，进入河南，连克陈州，灵宝、汜水、荥阳等地，声势复震。崇祯帝急令洪承畴出关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围剿农民军。
明朝内政正在一步步崩坏，原本只是一个陕西的民乱现在已经波及山西河南等地了。
所以刘元昭可以安安心心的搞自己的内政。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刘元昭觉得热气球技术以及热气球军队还没有成熟之前，他不能轻易出兵。
在十月初的大朝会上，刘元昭将宗教和民族问题提了出来，刘元昭明确表示，这两件事情必须处理好。
李明超说道：“陛下，若要消除两族之间的矛盾，必须天下大同。此事乃长久之事，不是一朝一夕可解决的。
等到他族学习诸夏文化的子弟长大，那时候矛盾会少了许多。”
然而新文化派官员之首，新任刑部尚书徐德宏说道：“陛下，仅仅依靠文化不行，必须修建建全的法律体系，约束民众。
当以法律，明言规定，各族平等。只要守法，自然不会有人激起民族矛盾。”
户部尚书刘哲思摇头道：“仅仅依靠法，太过于严酷，陛下，臣有研究，陛下曾说过经济问题，臣以为，民族矛盾说到底还是经济矛盾。
百姓吃得饱，就不会造反，像蒙古人，番人，回人，他们要是吃得饱，也不会牺牲性命来攻打中原了。
所以说到底还是因为粮食等经济问题。陛下应该首重民生。”
乌兰总督刘进喜笑道：“都是废话，明国又不是没和蒙古人互市，那还不是有打草谷？陛下，要我说啊，还是因为军事能力！
咱兵强马壮，火器犀利，一直压制外族武力，谁敢欺压咱们！谁敢打咱们，就端了他老家！灭其种族！”
李明超皱眉道：“刘都督，怎么可以什么事情都依靠打仗？好战必亡！”
刘哲思点头道：“刘都督，现在帝国初生，百废待兴。总是打仗，耗费钱粮。
就比如这次，坦克营几十辆坦克被毁，近千人伤亡，这得需要多少银两啊！”
刘进喜笑道：“打仗有损失在所难免，但是这次从满清手中可是夺回了偌大一个地盘，不少牧民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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