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晋宁当然不可能知道，日军华北方面军高层之所以对“生麦事件”没有任何反应，根源居然是来自日本国内，司令官多田骏得到国内的可靠消息，由于他在华北的表现乏善可陈，他很可能被调回国内担任毫无实权的军事参议官、甚至可能被编入预备役。
心灰意冷的多田骏，现在只想着怎么在被免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之前，尽可能在中国搜刮更多的文玩古董和金钱，小小的“生麦事件”不足以让他动心。
这个变故的由来是这样的：
1939年，时任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接连在5月和9月发动了对中国第五战区的襄东进击战（史称随枣会战），以及对第九战区的湘赣会战（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随枣会战，冈村宁次调动3个师团、外加一个骑兵旅团，面对国军李上将的20个军、30万人，第一次长沙会战，他则动用了4个师团对阵薛上将的国军52个师。
这两次会战的共同特点是，日军在宽大的正面上长途奔袭，穷追猛打，以消灭中国骨干兵团为目标，在江北是汤恩伯军团，在江南是关麟征集团，日军不以占领某地为战役目标，采取的战术是速进速退。
但是，两场会战，日军均因作战兵力不足、以及作战地域限制而没能取得胜利，这表明日本军队已经陷入了他们最害怕的持久战中。
冈村宁次因此对日本参谋本部限制扩大战争规模、限制作战地域的方针大为不满，同时，他也不认为板垣征四郎诱降蒋介石能的计划够成功，在对华政策上，他反对建立汪精卫政权，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刺激重庆的国民党政权，逼其走上绝死抗日的道路，他还反对日本人在占领区内担任各级官员，主张以华制华，为达目的，冈村宁次直接给天蝗上书，要求大举增兵华中战场。
冈村宁次想不到，他的上书、与日本此时的战略方针大相径庭，因此，他被解除了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职务，调回日本国内的参谋本部任军事参议官了。
回到日本后，冈村宁次才知道，由于日本高层的严密封锁消息，日军从当年5月11日至9月16日停火为止，接连两次在诺门罕地区遭到惨败，日本陆军已经不敢再叫嚣北进战略了，日本陆军不得不开始策划南下战略，准备利用海军的局部优势、筹备侵略东南亚诸国。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
双方保证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缔约一方成为第三方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
《日苏中立条约》的正式签订，让日本开始全面部署南进战略，虽然天蝗与内阁已经决定在中国战场停止大规模进攻，但由于八路军深入敌后坚持抗战，大量日军被牵制在华北地区，让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彻底落空。
怎么消灭华北的八路军，从华北掠夺更多的资源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并从华北抽调更多的部队入侵东南亚各国，挑选一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新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早就进入天蝗的议事日程了。
冈村宁次再次进入天蝗视线，几番召见、听其阐述中国战场的见解和方略，冈村宁次知道日军即将发动对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后，建议在中国的日军采取守势，集中兵力进行治安作战，以巩固其占领区和继续扶植伪政权。
天蝗深以为然，他认为冈村宁次对中国国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熟悉，于是，天蝗再次破格将其擢升、授予其陆军大将军衔，并钦点其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此时的冈村宁次还在日本，但他已经选定时任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的安达二十三，调任华北方面军做他的参谋长了。
这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年。
不仅仅是日军在华北用重兵搞“治安强化运动”，压缩八路军的活动空间、逐步蚕食根据地，严密封锁根据地。
由于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政权、部分杂牌军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之下、也纷纷投敌，他们还恬不知耻的说是“曲线救国”。
重庆国民党政府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贫弱的中国在以一己之力抵抗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中国沿海港口、已经被日寇全部占领，只能借助他国转运。
早在1940年9月，日本胁迫使法国贝当当局签署军事协定,同意日军进入红河以北地区,并将河内、海防、金兰湾让给日本，切断了从越南运输战略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
此时仅剩滇缅公路这一条物资运输通道，广大东南亚华侨踊跃捐款捐物，但相较于抗日战争的规模、依然是杯水车薪。
国际形势。
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的西线，取得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一条英吉利海峡挡住了德军坦克的碾压，英国得以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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