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晓北在公司里存在感很低。
他坐在工位最角落的位置，背对着整面落地窗。窗外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CBD，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阳光，可他的工位上永远亮着那盏发黄的台灯，像是刻意把自己藏在阴影里。
入职三年了，同期进来的同事有的升了组长，有的跳槽去了大厂薪水翻倍，只有林晓北，还是那个林晓北——安安静静地写代码，安安静静地吃饭，安安静静地下班，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从不越界，从不出错，也从不出彩。
部门开会的时候，他永远坐在最后一排。不是不想往前坐，是坐到前面会让他浑身不自在，像有什么东西从后背爬上来，密密麻麻地扎着他。领导让大家发言，他低着头，等所有人都说完了，才小声说一句：“我没什么补充的。”
有时候确实有想法，但他会反复在心里掂量——这个想法对吗？说出来会不会很蠢？会不会被嘲笑？万一领导觉得我在出风头怎么办？等他把这些问题全部过一遍，会议早就散了。
同事周明远跟他关系最近，不是因为性格相投，而是因为工位挨着。周明远是个话多的人，经常找林晓北聊天，但每次都像是在演独角戏。
“晓北，你觉得新来的产品经理怎么样？”
“还行。”
“周末要不要一起去打羽毛球？”
“不太方便。”
“你周末都干嘛啊？”
“没干嘛。”
周明远有时候急了，拍他肩膀：“你能不能多说两句话？”
林晓北就笑一下，那个笑容很浅，像是从嘴角挤出来的，没有温度，也没有内容。周明远后来不问了，觉得这人大概天生就这样，闷葫芦一个。
但周明远注意到一个细节：林晓北的代码写得极好。
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好，是干净、规整、滴水不漏的好。每一行注释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变量命名都符合规范，测试覆盖率永远是百分之百。有一次线上出了紧急故障，全组人都手忙脚乱，只有林晓北冷静地打开日志，逐行排查，二十分钟就定位到了问题。
组长李宏当场夸他：“晓北，干得漂亮！”
林晓北没有高兴的表情，反而有些不安地搓了搓手指，低声说：“应该的。”
那天晚上加班到九点，周明远收拾东西准备走，看见林晓北还坐在电脑前，屏幕上不是代码，是一个空白的文档，光标一闪一闪的。他在写周报。
“周报还没写完？”周明远问。
林晓北抬头，表情有些窘迫：“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做的事，总觉得写得不好。”
周明远凑过去看了一眼，那份周报已经写了两个小时，只有短短三行字，每行都删改过好几遍，括号里标注着“这样写是不是太啰嗦了”“要不要换个说法”。周明远叹了口气，心想这人对自己到底有多苛刻。
他不知道的是，林晓北每天晚上回到家，还会花至少一个小时复盘当天的工作——今天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哪件事做得不够好？领导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同事那句玩笑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这些念头像虫子一样啃噬着他，从晚饭后一直持续到深夜，直到他筋疲力尽地睡去。第二天醒来，一切重新开始。
二
林晓北的童年，是在一座南方小县城度过的。
父亲林建国是县一中的数学老师，教了三十年书，带出了无数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家长和同事眼里，他是出了名的严师，对学生要求极高，一道题做错了要罚抄十遍，考试低于九十分要请家长。
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儿子，更是变本加厉。
林晓北记得很清楚，小学三年级那次期末考试，他数学考了九十八分，全班第一。他兴冲冲地跑回家，把试卷举到父亲面前，期待着一句表扬。
林建国接过试卷，看了一眼，眉头皱起来。
“这两分丢在哪儿了？”
“最后一题，单位换算……写错了。”
“单位换算都能错？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林建国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来，“全班第一又怎么样？九十八分就是九十八分，该错的一个没少错。你以为第一就很厉害了？你看看你隔壁陈叔叔家的儿子，人家奥数比赛拿了全省一等奖，你一个班级第一有什么好得意的？”
林晓北站在客厅中央，手里的试卷慢慢垂下来。他没有哭，他早就学会了不哭。因为哭的后果更严重——父亲会说“哭什么哭，男子汉大丈夫，错了就是错了，哭能解决问题吗”；母亲会在一旁叹气“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争气”。
那个九十八分，成了他记忆里一个奇怪的符号。他没有因为考了第一而骄傲，反而因为丢了两分而自责了很久。从那天起，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做完任何事都要反复检查，生怕出错。考试卷子检查三遍才交，作业写完了再看两遍，连写一篇日记都要读好几遍，确保没有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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