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官员。朝廷实官，曹颙接触的说多不多，说少，起码也走过了至少两个有实职的部门。户部底下做实事的，位低官小，却有几个好的。太仆寺那边的唐执玉，也能实心办事而不迂腐。但除此以外，却也就再挑不出其他什么真正称职尽职之人。尤其王景曾之流，自恃身份，眼高于顶，心胸狭窄，傲慢无能，所行令人齿冷。伊都立出身高贵，领着差事，不能说尸位素餐，但也不是个安心做事的。而再下到地方官员，曹颙任过的山东东衮道，所接触上上下下官员，几乎脑子全不在实务，都在巴结权贵，惦记皇子间站队——山东民乱此当为乱源之一。常说康熙末年，文恬武嬉，但地方百僚到六部堂官果然如此，岂不令人见文而义愤？
最后，是曹颙。
在所有这些令人恶心、憎恨、心寒、齿冷、消沉、义愤之人之事当中“认认真真生活着”的曹颙。
胸无大志，专心“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曹颙，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但求自保，随波逐流，便是他的精神和现实状态。
当然，并不是要他一定心怀大志。“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是韩愈，不是曹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是范仲淹，不是曹颙；“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是岳飞，不是曹颙；“俱往矣，数风liu人物，还看今朝”的是*，不是曹颙。曹颙，没有什么信仰，没有什么抱负，没有什么坚持，没有什么理想，也没有什么可以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因为根底里，穿越来的曹颙，就是个普通人。
只是，为了避免抄家灭族命运而努力经营的曹颙，和失去了目标动力、暂时只能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曹颙，确实是两种形象。前者的光华虽敛而犹明，与后者的平庸无奇毫无光彩……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男人必须有事业、有追求。
而到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
满目灰暗——噶礼不孝，白杨氏不贞。李家腌臜龌龊，令人发指。曹颂虽没有其他恶行，对生母也是不敬。兆佳氏因爱嫡子，贪利自私，行事狠毒。诸皇子眼望嫡位，心怀不臣。康熙戒备警惕，偏执多疑，喜怒无常。曹颙安于家室，随波逐流。其余众人，或庸碌，或消沉。百万字，竟无一抹亮色。
满目灰暗——“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四个月，近百万字，长时间的“审丑”，我已经疲劳。
于是想问作者，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写？
想表达什么？想说明什么？想塑造什么？想刻画什么？
这样写，用意何在？
揭露那些“丑恶”，展现那些“平凡”吗？
如果是那样，何必写小曹，何必写江宁织造的曹府，何必写千古一帝的康熙，何必借用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时空，何必铺设这样一个宽广宏大的舞台？
世代官宦、天子近臣的李家，会有那样连衣冠都不披一披的禽兽？满洲大族出身，高门大户主母，会是那样无礼少识的愚妇？英明神武的圣祖，会那样喜怒不定，一心自怜垂老？一群各自杰出的皇子，会那样惊恐惶惑，举止异常？作者的笔锋，自觉不自觉地带出内心的倾向。满纸的低级阴谋，斤斤计较；满目的意气消沉，庸庸碌碌；兼带着那许多肮脏、龌龊、阴险、下作——当着意描写这些、表现这些、强调这些的时候，作者，你在想什么？
或许，会有这样的回答，或者有人这样解读：正是这些，展现了社会和人性的真实。而作者要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真实状态。
然而，也如我一贯所坚持的，真实，可以呈现出多种状态，包含有多种形式。并不是只有灰暗才能表现灰暗，而真正的灰暗，往往并不以灰暗来表现表达。
表面上的繁花胜锦，光鲜明亮，往往更能衬托出内底里的污秽肮脏；而一片污泥里挺立出的一枝净莲，更可以显示出不染的风姿。
光鲜下的污秽，能使人触目惊心，心怀忧患，进而激浊扬清。而泥沼中的一股清流，便是黑夜里的一点灯光，给人希望，让人不至于迷失了方向。
以乐景写哀思，哀思倍胜之。真正会演喜剧的，倒是大部借助悲剧的动作。摇曳错落，光暗交替，才有完整的审美体验——执着于直白的、单纯的、一贯的灰暗，局限了思维也降低了格调，同时，造成审美情感的疲劳。我想，这，或许是小说之所以渐渐下行。
读小说，故事情节是吸引，人物同样也是。前文说过，内容的日常琐屑，可以因为精彩的人物生出亮色。为一个喜爱的人物而坚持阅读完一部小说的情况再多不过。所以人物，才能列为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当小说字数突破百万，人物超过数十，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功力深浅就会非常鲜明地显现。个体、群像、众生相，构架宏大、背景广阔的小说里，逐次表现这些形象的时候，人物，会因为对比参照者的丰富而显出明显的丰满和单薄，个别性和共通性。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个人，而虚拟的世界里，人物形象更是必须仰赖于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存在——也就是说，在塑造大量人物时，作者必须精确把握每个人物的细微差别，体现出不同人物的或鲜明或平淡的特性，才能尽量避免人物重叠，千人一面的小说硬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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