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0日，是传统的端午节。陕西西安南郊一所有名的理工科大学校园里绿荫如盖，五色缤纷的月季、石榴、马樱花争芳斗艳。这天上午，突然一个炸雷般的消息惊得人们目瞪口呆：王玉荣教授把他的老伴和孙子杀了！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
“真的。听说公安局已经把两具尸首和自杀没死的王教授弄走了！”
中午下班，提着端午节粽子、糖糕和绿豆糕的教职员工们回到大学南村家属区时，从一号楼前簇拥的人群中那窃窃私语和惊魂甫定的目光里，证实了传闻的千真万确。
最早目睹这幕惨景的，是王玉荣的儿媳淑英。淑英是到公公婆婆家来看望儿子王晶的。
三天前，16岁的王晶被爷爷强行接到这里，为的是对这个唯一的孙子的学业进行监督和“填鸭”式辅导。去年秋天，王晶没有考上重点高中，令堂堂的大学教授王玉荣痛心疾首。他并不责怪心爱的孙子——他坚信孙子的血液和脑髓中有自己绝对优秀的遗传因子。
他严厉斥责当工人的儿子和儿媳教子无方。他要倾尽大学教授的智力和底蕴，像当年带研究生一样，使这个孙子“变渣为钢”，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人世间将来有一块立足之地。说“强行接回”并不为过，因为儿子新声、儿媳淑英、老伴孙安秀连同王晶本人对此举都不苟同，只是惧于“老太爷”的偏执和威严，谁也不敢硬抗。于是，在王玉荣教授第三次登门“要人”时，终于像押解少年犯一样，把一脸不乐意的孙子连同一大堆学习参考资料通通带到自己家中。
作为母亲的淑英，心疼自己的独子。她知道婆婆退休后又返聘回总务科上班，顾不得给孩子做饭。公公虽已退休赋闲，但是科研、教学的专家，对理家、做饭却完全是门外汉。不知这几天儿子是否能吃饱、吃好，她放心不下。正好这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她特意在单位请了半天假，买了过节食品，骑自行车赶来，为的是趁儿子中午放学回来时看一看。
上午9点40分，淑英敲响了公婆家的房门，没有人应声。于是她掏出自留的钥匙，开了房门，平静地走进去。突然间，她发出一声悲痛欲绝的哭喊……
展现在大学保卫处干部眼前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大卧室里，66岁的女主人孙安秀头颅四分五裂，床头和凉席溅满了粘着血迹；小卧室中，裹着毛巾被的16岁少年王晶头部已砸得分不出五官；书房里，满头白发的老教授王玉荣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凝结着紫黑色血斑的斧头、刀片，插在墙脚插座中的两根塑料电线，案头那张笔迹清隽的遗书，向人们无言地讲述着这桩惨绝人寰的血案。
在陕西武警总队医院的急救室时，插着氧气管、输血管、输液管的王玉荣逐渐脱离了死神的怀抱，急骤起伏的瘦削胸脯趋于平缓。泪水沿着眼角深深的皱纹流过面颊，濡湿了雪白的枕套，翕动的嘴唇艰难而微弱地吐露着一个个孤单的字：“妈……妈……”
负责监护的侦查员侧耳倾听，终于听懂了，他是在呼唤母亲。
他有一个95岁高龄的母亲。也就是为了至亲至爱的母亲，他不惜舍弃自己的一切，甚至甘愿沦为杀妻戮孙、为伦理道德所不齿的凶手。难道这也是“孝”之所至吗？！无人能够回答。
1937年11月，8岁的王玉荣和两个妹妹跟随父母从与扬州毗邻的江都县向西逃难，像几颗随风飘零的种子，最后在千里之外的陕西省宅鸡市落了户。
不幸接连降临。就在王玉荣小学毕业前夕，他的父亲瘫痪了，几年后撒手西去。一家7口的重担，压在目不识丁的母亲肩上。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行将倾圮的屋顶，卖麻花、卖茶叶蛋、卖洗脸水、卖大碗茶，咬着牙忍着泪让儿子继续学业。就这样，王玉荣在慈母血汗哺育下，读完初中、高中，并在解放前夕，考入了咸阳工学院。
刚上大学二年级，母亲就急于为他操办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玉荣虽然不太乐意，但也没有反对，他绝不违背他母亲的意愿。那时候，时兴早婚，不少读初中甚至小学的男学生已经当上了丈夫，有的已是孩子的父亲了，何况王玉荣已经21岁，何况母亲为此十分高兴。
妻子孙安秀小他1岁，同是客居宝鸡的江都老乡，两家的长辈是世交。孙安秀只是小学毕业。小学比大学要差好大一截，但王玉荣没有什么理由挑剔。这桩由母亲包办而又本人情愿的婚姻、既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欢乐，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痛苦。
一年后，妻子孙安秀生下一个男孩，当上了奶奶的母亲自然是喜不自禁。而在王玉荣看来，这不过是送给母亲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大学，总把最优秀的毕业生首先留给自己。品学兼优的王玉荣留校任教了。第一次领到工资，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马上到邮局将工资的一半寄给母亲。孙安秀对此并不介意。1956年全国工资普调后，他仍然像“铁律”一样寄出工资的二分之一。而这时，爱情已没了新鲜感，并且他已经是一儿两女的五口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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