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镇地区，草市大量兴起。草市是在农村地区自然形成的小型集市，方便了农民进行商品交换，加强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联系。
宋朝是我国瓷器史上的辉煌时代，船业发达，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解决了金属货币携带不便、交易成本高等问题，方便了商品交易，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宋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设立了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广州、泉州等港口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几十个国家进行贸易。
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远销海外，受到海外市场的广泛欢迎，同时也进口了大量的香料、珠宝、药材等商品。
宋朝的水陆交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内河运输方面，大运河继续发挥着重要的运输作用，连接了南北地区，成为商品运输的重要通道。
宋朝还修建了许多官道，方便了商品的陆路运输。在沿海地区，海运也日益发达，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宋朝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发展。政府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商人有从政的权利，并可以入学、参加科举。从此宋朝商人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提高。
商人们组成行会或商帮。其目的是维护行业的利益和规范行业秩序。商帮则是由同乡组成的商人组织，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这些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商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商人的议价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宋朝的商人还涉足了金融贷款、票据兑换等领域。一些商人通过向其他商人或百姓提供贷款，收取利息，获得了可观的收益。此外，还有商人投资于科技、文化等领域，如投资制瓷业和书籍出版业等，不仅推动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也为自己带来了经济利益。
到了明朝，政府海禁，民间海外贸易通过走私等方式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大运河的南北经济交流频繁。
江南地区的商人通过大运河把当地生产的精美丝绸制品运到北方，满足北方贵族和富人们对丝绸的需求，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除了大运河，陆路交通也较为发达。
商人们利用这种差异进行区域间的贸易。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将海产品、蔗糖等运往内陆地区，换取内陆的药材、矿产等资源。西南地区的茶叶、木材等也通过商人的贩运，流通到其他地区。这种区域间的贸易活动使得商品的流通范围更广，也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
明朝初期，官方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有朝贡贸易的形式。虽然朝贡贸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外交和贸易往来，但商人们也会通过与官方的合作，参与到朝贡贸易中。一些商人会跟随官方的船队出海，将中国的商品带到海外，再带回海外的特产。
尽管有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外贸易需求依然旺盛，于是出现了走私贸易。商人们通过各种途径，避开官方的管制，与海外商人进行贸易。
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商人，私自组织船队，前往日本、东南亚等地进行贸易，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海外，换取大量的白银和其他珍贵物品。这种走私贸易虽然存在风险，但利润极高，吸引了不少商人参与。
商帮的形成，明朝时期，商帮逐渐兴起，如晋商、徽商等。商帮是由同一地区的商人组成的商业团体，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晋商在北方地区势力强大，他们主要从事盐业、票号等生意，通过联合经营和互相担保，扩大了商业规模，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各个行业也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的主要作用是规范行业秩序、维护商人的利益。纺织业的商人会组织纺织行业协会，制定纺织品的质量标准和价格规范，防止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
随着商业的发展，金融需求不断增加，钱庄和票号等金融机构逐渐兴起。商人们可以将自己的资金存入钱庄，获取利息收益，也可以通过钱庄进行资金的汇兑和转账，方便商业交易。
票号则主要从事异地汇款和票据兑换业务，商人们在长途贸易中，不需要携带大量的现金，只需持有票号开具的汇票，就可以在异地的票号分支机构兑换资金，大大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一些资金雄厚的商人会开展借贷业务，将资金借给其他商人或手工业者，收取利息。商人们也会对一些有潜力的商业项目进行投资，投资手工业作坊、矿山等，获取投资回报。有的商人会投资江南的纺织作坊，提供资金支持，换取作坊的部分股份，从而分享作坊的利润。
部分商人会直接参与商品的生产过程，他们开设作坊，雇佣工人进行生产。购买原材料，组织工人进行生产，然后将生产出来的产品投入市场销售。这种作坊式生产可以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和成本，提高商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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