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黄太吉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崇祯九年，黄太吉降服漠南蒙古，同年称帝且改国号“金”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沈阳称为“盛京”。
如今，就在这沈阳的皇城崇政殿上，一个剃发留辫的中年汉臣正在向大殿御座之上的黄太吉慷慨陈词，字字珠玑。
“陛下，锦州系辽左首镇也，蜂屯蚁聚，与我国相持。陛下发兵围困，凿重壕，筑高垒，轮流更换，防御严密，定会灭了祖大寿这叛贼，更可席卷中原，诚皇上之神机妙算也。”
汉臣的话在大殿里回荡，满汉群臣竖耳聆听，黄太吉肥胖的脸上满是严肃，他不动声色，连头都不曾点一下。
上奏的汉臣叫石廷柱，原大明广宁卫守备。天启二年（1622），石廷柱和两个哥哥一起投降后金，随努尔哈赤、黄太吉父子摧城拔寨，战功赫赫，得黄太吉赏识，赐满洲贵族夸山之女，圣恩浩荡，自然是更加忠诚和好战。
“石廷柱，照你这么说来，明军会死保锦州了？”
大殿上，一个威严的满洲大臣轻声问道，众大臣，包括黄太吉，却都听了个清清楚楚。
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自小和黄太吉一起玩耍，由努尔哈赤抚养，与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关系很好，与皇太极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济尔哈朗的父兄参与反叛，他依旧受到努尔哈赤父子的信任和重用，随努尔哈赤父子南征北讨，因军功受封为和硕贝勒、和硕郑亲王，是皇太极当政时的四大亲王之一，风头正盛。
不过济尔哈朗一贯低调，在朝中人缘和威望都不错，也是黄太吉的左膀右臂之一。
“郑亲王，明国朝廷倚祖大寿为保障，遭此围困之急，必会日夜发兵救援，否则关宁锦防线不攻自破。到了八九月间，天气爽凉，明朝必会与我国并力一战。”
石廷柱毕恭毕敬，侃侃而谈，脸上的笑容人畜不欺。
“陛下，石大人所言极是。以臣看来，明朝必会发兵来救锦州，且在旦夕之间。臣建议，围困锦州的大军不必更换或撤回，陛下应该增兵，挑选精壮，分置各旗屯田之处，一旦有警，乘夜潜进，各营侦探虚实。”
上奏的这一位汉臣张存仁，原大明宁远卫副将，与祖大寿驻守大凌河，随祖大寿降清，任都察院右参政，属汉军镶蓝旗。
自降清以来，张存仁数次怂恿黄太吉西进，以义州为基地，对锦州蚕食鲸吞，并以此围点打援，对明军拉拢分化，把蒙古军作为争取对象，加快明军的土崩瓦解。锦州外蒙古守兵的投降，便是张存仁对明政策下的胜利。
可以说，张存仁、石廷柱两位汉臣在对明军事策略上，眼光独到，高屋建瓴，对黄太吉及满洲军事集团的军事行动影响巨大。
至于此时的汉臣范文程、宁完我，则是专注于内政，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三王，则是冲锋陷阵。
张存仁的附议，高座上的黄太吉依然不动声色，群臣中的饶余贝勒阿巴泰却是接着喜滋滋开口。
“明军要是驻守营寨，我大兵四面环列，用红衣大炮攻击，明军纵有百万之众，也当不住我四十门火炮的威力！”
“饶余贝勒所言极是！红衣大炮威力惊人，糜烂十余里，明军等着血流成河吧！”
阿巴泰话音刚落，有汉臣迫不及待附和了起来。
天启年间，明朝因长时间的战争与内部腐败、工匠缺失而急需大量的优质火炮，因此让澳门的葡萄牙人来长期进行对火炮的代工，并派出朝廷官员进行监造。澳门有当时远东最好的炮厂“卜加劳铸炮厂”，与明朝交易的火炮大部分来自这个炮厂。
天启六年（1626 年），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中发挥极大威力。后金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是努尔哈赤成军以来的首次挫败。后金军伤亡1.7万人，攻城器械尽数被毁，以无奈撤军告终。
崇祯四年（1631 年）正月，明朝旧将孔有德、耿仲明哗变，叛明降金，不仅给后金带去了20多门红夷大炮，还虏走了几位葡萄牙炮师。
后金利用俘虏过来的葡萄牙技师和工匠刘汉，成功仿制了西洋大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他们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由于夷字犯满洲人的忌讳，红夷大炮便更名为“红衣大炮”。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乌真超哈”重军营，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炮兵。
也许是对红衣大炮杀伤力的恐惧，这些个满汉群臣，对红衣大炮心存恐惧者，不在少数。
“仗，始终还是人打的。红衣大炮长于攻城，拙于野战，行军打仗，还是在于将士们上下一心，舍生忘死。40 门红衣大炮，打了这么多年，难道明军的火炮少吗？”
黄太吉终于开口，丝毫不给自己这个有勇无谋的兄长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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