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汉文帝推行 “与民休息” 政策，开放山林川泽供百姓渔猎樵采，在保障国家税收的同时，促进了民间经济发展。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汉文帝还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在位 23 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等都没有增加，为天下百姓树立了节俭的榜样，实现了义与利的良性互动。
唐代贞观年间，魏征以 “忠” 谏闻名，他多次提醒唐太宗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唐太宗虚心采纳谏言，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保障农民利益；同时完善科举制度，打破门阀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通道。在民族政策上，唐朝推行 “华夷一体”，文成公主入藏，带去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官员，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为将领。这些举措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促进了民族融合，展现出超越狭隘利益的大义。
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感慨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种君臣之间基于道义的良性互动，为 “贞观之治” 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贞观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载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成为中国历史上义利平衡、国家治理的典范时期。
（二）宋明衰世：义利失衡的警示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围绕 “义利之辨” 展开了激烈争论。王安石主张 “理财为方今先急”，推行青苗法、市易法等改革措施，试图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北宋 “积贫积弱” 的局面。然而，变法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官员为追求政绩，强行摊派贷款，导致百姓负担加重。一些地方官府在青黄不接时，不论百姓是否需要，都强制他们借贷，还款时还收取高额利息，使得许多农民陷入债务困境。
司马光等保守派激烈反对，认为 “义者，天下之公利”，指责王安石 “兴利之臣，专以聚敛为务”。这场争论本质上是如何平衡公利与私利、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王安石强调通过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来实现国家富强，但在实践中忽视了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司马光则更注重维护传统的义利秩序，担心变法会破坏社会稳定。最终，变法因义利失衡引发社会动荡而失败，北宋的统治危机也进一步加深。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但官场腐败盛行，义利观严重扭曲。张居正改革虽一度振兴国势，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 “争权夺利” 的风气。万历年间的 “国本之争”，持续长达 15 年之久，群臣围绕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的储位问题争执不下。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等重臣卷入其中，为了迎合皇帝或维护自身利益，不惜违背道义。
在这场争斗中，甚至出现官员因直言进谏被 “廷杖致死” 的极端情况。例如，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万历皇帝，被贬为广昌典史。这种 “以利代义” 的政治生态，严重消耗了明朝的统治根基，导致朝廷内部党争不断，社会矛盾激化，最终明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三、义利观的现代性转化：困境与突破
（一）市场经济中的义利冲突
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与传统义利观产生了激烈碰撞。某互联网企业为追求用户增长，利用算法推送低俗、虚假信息，导致青少年沉迷网络。该企业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习惯和兴趣偏好，精准推送吸引眼球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可能包含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但为了获取流量和广告收益，企业对其视而不见。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也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部分金融机构为获取高额利润，设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最终引发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一些投资银行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证券出售，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刻意隐瞒风险，误导投资者。当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大量次级贷款违约，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无数企业倒闭，大量人员失业。这些现象反映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的弊端，凸显了市场经济中义利冲突的严峻性。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过程中，也曾面临义利抉择。某中资企业在非洲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时，起初因忽视当地劳工权益保障，引发当地民众不满。企业为了赶工期、降低成本，安排当地工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且工资待遇较低，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这一做法引起了当地工会和民众的强烈抗议，项目推进受阻。企业及时调整策略，增加当地员工培训，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并投资建设学校、医院等民生工程。通过这些举措，企业不仅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信任，也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展现了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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