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周勃觉得整个朝廷都发生了变化，刘恒新提拔的年轻一辈，跃跃欲试，在他看来就是蠢蠢欲动。
除了刚才提到的袁盎外，还有一位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非常引人注目，贾谊。
贾谊，河南郡洛阳县人，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出身一般，但是天赋极佳。
喜欢读书，自学成才，十八岁时即以其文采名闻河南郡。河南郡守吴先生非常欣赏贾谊，将其招致门下。后来吴郡守因为政绩卓着，当年又是李斯的学生，被刚刚即位的刘恒提拔到中央政府做廷尉。
吴先生向刘恒推荐贾谊，说虽然贾谊只有二十岁，但精通诸子百家之书，难得人才。刘恒立即把贾谊召来，封为博士。
贾谊是朝廷百官里年龄最小的，不折不扣的小贾。不过小贾却表现出超越常人的眼光和工作能力。
皇帝下发的文件，别人看不懂的他能看懂；皇帝问什么，他都是对答如流，而且言之有物，令一班老臣自叹不如。刘恒更是大加赞赏，再加上贾谊跟他差不多年龄，年轻人之间容易沟通，不到一年时间，贾谊由博士破格超迁为太中大夫，差不多算高级顾问，官职不是太高，却是皇帝近臣，直接跟最高层对话。
眨眼间，贾谊成为长安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贾谊觉得自己得到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也不想辜负皇帝的信任，更加卖力工作，除了被动给皇帝提供咨询服务，还主动给国家的政策方针提建议。
比如贾谊觉得现行的法律，量刑过重，太残忍。汉帝国的法律继承自前秦，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删减和修改。相对前秦来讲，一般人触犯法律的机会确实少了很多，但是一旦触犯，量刑依旧非常重。
贾谊就上书刘恒，说建议取消连坐这一条。连坐就是一人犯法全家遭罪，吕后当年就摊上过。
刘恒表示赞同，通知司法部门取消连坐。司法部门的人有意见，说量刑重就是让人知道犯法的后果，对犯人本身，以及对其他人都是一个警告，我们这些人觉得还是留着这一条好，这么做也是传统嘛…
刘恒说，法律公正，老百姓就不会去触犯；量刑适当，老百姓也会信服。老百姓不是让你们抓的，是要靠你们引导的。
你们这群人，不能引导，如果法律也不公正，老百姓不变成暴民才怪。我也没感觉这是什么好传统，你们再考虑考虑吧。
底下的人看到皇帝这么坚持也不好再说什么，那就改吧。
刘恒这番话应该是贾谊教他的，就当时的环境来讲，这番话还是很具人文关怀的。这番话拿到什么时候也不过时。
贾谊接着建议去掉同样沿袭自前秦的什么诽谤罪，妖言罪，就是不让人随便说话的法律，刘恒也同意了。
贾谊又上书，说国家应该重视农业生产。大汉帝国从立国到如今二十多年，一直以来各方面的政策都很宽松，甚至有点放任。农业生产也有其先天缺陷，比如投入产出比不高，靠天吃饭风险大等等，大家都不去种地，都在想办法多捞钱，社会风气也跟着变化，奢侈之风开始兴起。
贾谊觉得这不是好现象，农业毕竟是国家基础，赶上战争灾荒问题就大了，所以上书要求大力发展农业。
刘恒再次同意并且全力支持，亲自下地耕田，并且把已经很低的农业税再次减掉一半。
不过并不是贾谊的所有提议都能在刘恒那里通过。
比如贾谊要求改历法，改官服，重定官名，大兴礼乐等等，刘恒就不同意，这些东西都是高皇帝刘邦留下来的，刘恒觉得随便改的话影响不好。
贾谊的积极性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继续高调参政，凡是他看不对的都要求改，刘恒只要觉得有道理，就同意并实施，一直到后来的一次提意，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
当年刘邦因为军功的关系封了一批候，理论上讲，这群侯爷们应该跟封王的人一样，都去自己的封地，这叫之国或曰就藩。比如周勃封绛侯，他就应该去绛县(今山西绛县)待着。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例如官职在身等等，这些人无论活着的还是后代继承封号的，大部分都在长安。这个很好理解，在首都混多有前途，比回封地做个土财主强多了，就像现在大家都拼命去北京一样，天天堵车也乐意。
侯爵靠封地的老百姓供养，封万户就是这一万户的税收都归你。这就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比如交农业税，通俗地说就是交公粮，如果侯爵人在封地，大家走两步就能把粮食交上，但是这些人都在长安城，封地离着近的也就罢了，离着远的老百姓就苦了，走几百上千里的路来交税，劳民伤财。
贾谊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好，上书皇帝，说这些侯们都该去自己的封地。
此议一出，肯定是引来一片反对之声，想想这些侯们，要么是非常高级的国家干部，要么是军功在身，不可一世，动不动就老子当年提着脑袋怎样怎样。再加上贾谊平素的表现太过耀眼，吸引了太多人的注目和赞赏，老家伙们都感觉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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