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给改革开放的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在社会浪潮中激烈的震荡着。
北大的骄傲一直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她成为世界一流学校的关键。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北大的成名是因为五四运动，在那个时代，北大是唯一的国立大学，所以可以号令天下。加上她率先扛起了民主的大旗，因而，她天选地成为社会的“思想库”、“实验室”。
一九五二年的院系改革，很多大学的文科汇入北大，造成北大文科独步天下的局面。回望历史，北大曾经的辉煌总让一届届的新生们不断做出身份认同，他们习惯说：“我们北大”，这似乎不止是身份认同，还成为一种评价标准。
随着百年校庆的步伐越来越近，校园内外关于百年校庆，关于新世纪的讨论异常热烈。许多系的同学喊出“北大万岁” 的口号。这些都被吕一鸣用短讯的方式写进《北大边缘人》，引起不小的反响。
许多人觉得北大学生有一股傲气，很狂妄，目空一切。可惜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实践中失败者甚多。中文系的一名高才生，从高考直到北大中文系毕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毕业就返乡了，而且开了个小卖部，做起了卖猪肉的营生，许多人打趣道：这娃学的最好的文章应该是《庖丁解牛》吧。
但这应该是个案，北大学子的“志气”，不说凌云吧，也算的上是远大抱负。之后的很多年，人们把这种使青年人有远大志向的教育，概括为“励志”。在励志教育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就像一盏明灯，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他们又像一面旗帜，引领平凡人不断追求卓越。
那时候，国内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南方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许多人南下，“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时间成为社会共识。北方人大多习惯于在一个单位从一而终，标榜与企业共进退的“高风亮节”。认为去南方囤点儿服装来北京卖卖，就倒腾出那么多票子，这都不是正路子，还给这些人取了个名字：“二道贩子”。
这大概是不懂得资本原始积累吧。更不了解地理课上常讲的：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像吕一鸣这样走南闯北的人，对所谓南人北人体会得很深。吕一鸣很感谢这个年代，他常想：如果不是赶上这个好时候，自己恐怕在大院里做一辈子“乖孩子”，还做着井底之蛙自鸣得意呢。
他知道一个“二道贩子”，就是用倒服装的钱，在北京办起了他自己的服装厂，后来为体校做校服。他最初只是个从山东农村来北京打工的乡下孩子。从小看着母亲坐在炕头上缝缝补补，可母亲也总对他讲一句话：“别总看这些，忙你的大事去吧。这叫‘缝穷’，你见哪个富裕的家里还做这个的。”
可他不信邪，硬是在自己上班的工地附近支起个摊子，工余时间给大家缝缝补补。他记得那时候最怕下雨了，因为下雨他没办法出摊。开始的时候，周围人都耻笑他，一个大男人干这个活，不嫌丢人。渐渐地，他的坚持赢得了不少回头客，而且人们发现他还会做衣服。慢慢地他从一个摊位，变成一个缝纫小店，再变成服装加工厂。当然，吕一鸣采访他时，也问到他南北服装企业的差异。
吕一鸣以这位“暴发户”为主角写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像往常一样地一味赞美这位企业家的坚持，赞美他的吃苦精神，相反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考。比如，如果他能早一点发现服装定制的渠道，又如果他发现整衣进口，比单一加工利润更高，那么他的企业是不是早就做大做强了呢？我们究竟要从他这位行业领袖身上学到什么呢？
吕一鸣发表在《北大边缘人》上的文章标题是：《一位地摊上走出来的服装厂厂长》，这篇文章也发表在京城的各大报刊上，他在文章中做了如下的评论：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南北方的企业发展思路呈现出大相径庭的特点。南方企业注重创新和灵活性，他们敢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追求快速发展和高回报率。南方的企业家们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善于捕捉市场机会，迅速调整战略以适应市场变化。
相比之下，北方企业则更注重稳定性和传统。他们倾向于在熟悉的领域深耕细作，通过长期积累和经验传承来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北方的企业家们更加稳重和务实，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品牌建设。
这种差异在企业的管理风格、市场营销策略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南方企业通常采用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管理模式，鼓励员工创新和冒险；而北方企业则更强调纪律和规范，注重团队的协作和执行力。
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市场的融合，南北方企业也在相互学习和借鉴。南方企业开始注重品牌建设和长期规划，北方企业也在逐渐加强创新和灵活性。这种相互融合的趋势将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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