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并逐步收服漠南、漠北蒙古。
贝加尔湖周边主要居住着布里亚特人，他们与喀尔喀蒙古关系密切，而清廷通过盟旗制度间接管理。
17世纪中叶，沙俄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侵入西伯利亚，并在贝加尔湖地区建立据点。
永昌八年即1653年，沙俄建立伊尔库茨克，距离贝加尔湖70公里。
永昌十一年即1666年，建立色楞格斯克（今乌兰乌德），逐步控制贝加尔湖周边，同时控制了布里亚特人。
石红玉收到永昌帝的密诏，立即命令赵青飞整顿兵马，准备收复北海地区。
赵青飞现在是蒙古都司兵马大元帅，永昌十四年秋，赵元帅率蒙古第二第三第六三支大军进攻北海地区。
其兵分三路第二军连耀文部直击北海与尼布楚。
第三军杨虎部向西直击厄尔口与布拉茨克。
第六军阿尔可部从承化寺出发直击厄西克门与汉特曼西斯克一线。
白广恩由于年龄原因，已光荣退休，其天雄天策两军由李定国接管，李定国乘飞机直飞归化城接管这两支大军。
短暂休整，李定国便率此两军乘二百辆运兵车从归化城直接到达库伦。
然后从库伦出发兵分两路，天雄军直取北海东部城市巴翁特。天策军直取北海西部城市乌斯季库特。
北海地区即贝加尔湖地区有沙俄十几个定居点加上蒙三军和蒙六军的攻击地区共有三十多个定居点。
赵青飞的三个军，李定国的两个军北进就是为了拨除这三十多个定居点。
其实拨除这三十多个定居点最大的困难便是行军，在漠北行军还好，一马平川，也不是冻土，而到了沙俄控制地区，条件恶劣，明军只好让工兵先修路再行军，所以推进很慢。
公元前100年，苏武持节出使匈奴，被流放到"北海"牧羊。这个让英雄鬓染霜雪的苦寒之地，正是今日碧波浩渺的贝加尔湖。当他在湖畔啮雪吞毡时，湖岸的布里亚特人尚以"大汉子民"自居——早在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便以"肃慎氏贡楛矢石砮"确立了对黑龙江流域的认知，而贝加尔湖作为"丁零人"的游牧地，始终在华夏文明的辐射范围内。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降，汉庭设西域都护府，其势力范围已抵近贝加尔湖西岸。《后汉书·鲜卑传》记载，东汉大将窦宪曾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勒石记功，其前锋部队直抵"北海之滨"，湖畔族群皆"稽首归命"。此时的贝加尔湖，是中原王朝威慑漠北的战略要地，湖畔的"骨利干国"曾向唐太宗进贡良马，唐太宗以其地置玄阙州，隶属安北都护府，湖畔石碑至今留有"天可汗"的威名下。
元朝更是将贝加尔湖纳入版图核心。至元五年（126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吉利吉思等处断事官"，管辖范围涵盖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湖畔的"益兰州"成为屯田重镇，出土的元代瓷器与农具，见证着中原与极北的经济交融。明朝虽未直接驻军，却通过奴儿干都司的羁縻政策，维系着对湖畔部族的朝贡体系——永乐年间的《永宁寺碑》明确记载，亦失哈巡视时，布里亚特部首领曾"率部众千人，献貂皮、驯鹿"。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7世纪，华夏王朝的目光逐渐南移。1632年，沙俄哥萨克在贝加尔湖西北岸建立雅库茨克堡时，明廷正困于李自成起义与后金威胁；1654年，当沙俄在湖畔修建伊尔库茨克要塞时，南明永历帝正流亡缅甸。曾经的"北海"，在明清易代的烽火中，悄然成为哥萨克的猎场。
1643年，沙俄探险家戈洛文率队翻越外兴安岭，首次抵达黑龙江上游时，随身携带的《西伯利亚地图》上，贝加尔湖已被标注为"俄属湖泊"。这群手持火绳枪的侵略者，用"贸易"作幌子，以堡垒为据点，对湖畔的布里亚特人展开屠杀：1647年，在今色楞格斯克附近，哥萨克用火炮轰平蒙古包，将反抗的部族首领挂在船头示众；1652年，叶尼塞斯克总督给沙皇的奏报中写道："只需三百士兵，便可征服整个贝加尔湖地区。"
此时的清廷正专注于关内统治，对极北边疆采取"羁縻为主"的策略。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康熙皇帝为换取北方安宁，将贝加尔湖以东原属蒙古茂明安部的领土划归沙俄，史称"弃地求和"。但这仅仅是开端：1727年《恰克图条约》彻底划定中俄中段边界，贝加尔湖全境及南岸的蒙古游牧地被正式割让，雍正皇帝的谕旨中竟称该湖"荒寒无用，徒费兵饷"。
当沙俄在湖畔建立"西伯利亚舰队"时，清廷的理藩院还在统计"贡貂部落"的人口；当贝加尔湖底的石油被勘探出来时，慈禧太后正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这片曾见证苏武持节的土地，最终沦为华夏文明的"遗失拼图"，正如晚清地理学家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痛陈："贝加尔者，我圣祖仁皇帝所弃之土，今俄人据之，建城屯兵，遂成远东巨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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