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丁文江的苦心，令胡适感动，说：“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然而戒酒也和戒烟一样难，胡适屡屡破戒。丁文江为此很替胡适担忧，1930年11月，他连着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劝其“毅然止酒”。
第一封信：
“ 适之：
……我事体近来大忙，就没有立刻写信给你。但是屈指你将要离开上海了。在这两个星期中，送行的一定很多，唯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写两句给你，劝你不要拼命，——一个人的身体不值得为几口黄汤牺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体来敷衍人。……。”
第二封信：
“适之：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看《宛陵集》，其中有题云《樊推官劝予止酒》，特抄寄给你看看：
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
每饮辄呕泄，安得六府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
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以此止，但畏人讥诃。
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何如？
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
胡适在上海那段时间因交友不慎，赌博、酗酒、逛窑子，样样都学会了。那时的胡适，并未认识到嫖乃一种可耻之恶习。
赴美留学后，受美国观念的影响，他方醒悟：嫖乃人间大恶。因此，他呼吁国中人士，要树立一种新道德：
“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
对自己曾经的荒唐，胡适也做了忏悔：“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
虽然发誓禁嫖，但胡适偶尔也和朋友一道逛逛窑子，当然，只是纯粹观光性质。
1925年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武汉讲演了五次。在武汉，他见到不少新知旧友，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和郁达夫、杨金甫等友人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站着一把扫帚，房中间是一张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一晚，友人李孤帆再次邀胡适等人逛窑子。在酒席上，有人给杨金甫推荐了一个妓女，席散后，杨金甫去了妓女的房间，妓女就对杨哭诉自己的遭遇，说她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要杨救她出苦海。胡适颇赏识这个妓女，说：“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当天晚上，回寓所后，胡适还和郁达夫等人谈到自己的一点观后感：“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善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
对自己的“好色”“大赌”，胡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番话：
“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1926年2月初，胡适的外国友人加纳特在上海巧遇胡适。有朋自外国来，胡适不亦乐乎，一天晚上，竟带这位友人去了杨兰春、桂姮两家妓院，想让好友开开眼界。没想到，他此举令好友深为担忧。加纳特回国后，立即给胡适写了封信，深情地劝胡适，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
加纳特在信里这样写道：
“亲爱的胡适：
……与你相处的日子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印象深刻。……
可是，可是……有一个阴影，你在上海只是消耗你自己的精力。你必须离开上海，远离政治。我知道，这句话你已经说过四十次了，但是你必须这么做。将来的事很难预料，但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上海的未来局势不容乐观。它是一个瘟疫区；得赶紧撤离！……
你已经登上了一座山峰，但不是你自己的山峰：你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席位正是你所需要的，它可以使你再次回到你自己的轨道上，做你自己的事；可以想见，十年后你成绩斐然，又可以出国访问。但无论如何，你得赶快撤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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