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20年初开始，今年已经时第五个年头了，前三年时自己主动实施管控，后两年的破坏性更大，外部环境更趋恶劣，全面脱钩、制裁、局部战争、加息等；房地产过度管控、教培双减造成的后遗症是，内部消费萎靡，内循环不畅，产能过剩，失业率高企，各行业普遍萧条。
一、当下面临严重的通缩
官方说中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一切在疫情后逐步复苏，但实际情况是债务重压。社会上虽然资金充裕，但政府、企业和民众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虽然社会不缺资金，但很多人资本充足，却不愿意投资或消费，只是存着资金，以备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地方债和城投债的长期压力，使得政府负担沉重。
企业经历了三年疫情考验，经营负担极大，而民众则因为房贷、信用卡债务等每月都要偿还大量收入。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幅下滑，在各类企业中，民企的利润降幅最大，超过均值。民企主要是提供民众生活消费品的，而国企大多为垄断行业或装备制造企业。
民企利润大幅下降，反映了内需严重下滑，内需下滑的出发点是疫情，但非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居民债务比例过高，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超过60%，国际清算银行估算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甚至达到了70%。
在过去40年里，我国经济遇到困难时，往往是通过向企业提供贷款来缓解，而过去几十年大不相同。今年的问题是百姓手里没钱，传统的解决措施已经失效。如果依旧通过刺激就业和发放贷款来振兴经济，这一策略显然不会有明显作用。去年发放28万亿贷款，但GDP仅增长了7万亿，大部分贷款根本没有流入消费领域。
大量修建的房子和生产商品，最终销售出去的只是少数。如果没有疫情，居民的消费降级或许和减少支出可能会延后几年才会出现。然而，正是因为疫情的爆发，这种情况被提前引发，债务危机也随之提前暴露。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主要可以分为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部分。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政府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投资主要表现为扩建和房地产买地。
过去二十年，出口有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升级，从最初的低端工业制品和服装转向以机电产品为主的中高端产品。因美国加息，出口增速难以大幅提高，而地方债的增加，导致基建投资增速放缓。
消费，尤其是房地产消费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基本消费品甚至陷入通缩局面。这三大领域全部受阻，前景黯淡，至少中期看如此。问题的源头是全球高负债，可能引发经济衰退。这次危机与几十年来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以往的问题更多是由于生产力不足或外贸引发的经济困境。
本次通缩是典型的由房地产和过高的房贷引发的问题，与日本九十年代末的经济衰退、1925年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有着相似之处，国外有着上百年的历史经验可供参考，但我国依然有可能步入类似的困境。人类历史表明，面对利益时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特殊的，但事实是没有谁真正特殊。
有人会建议开启印钞机，实行中国版QE（量化宽松），在生产端实行QE没有问题，但消费端只能通过直接向民众发钱来解决。以往的应对方式是通过向企业发放贷款，以创造就业岗位，地方政府则通过基建项目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使劳动者获得收入，然后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当前的难点在于生产出来的房地产商品无人购买，若继续扩大生产只会产出更多卖不出去的房产。
因民众负债过高，他们不敢消费，即使能免除部分债务，若无法帮助民众度过债务危机，根本无法化解问题的源头。地方政府早些年通过负债进行基建，当时被称为基建狂魔，许多人对债务并不敏感，认为未来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债务问题。从长期来看，这种思路是可行的。但眼前的难关却很难迈过去，没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隐形的地方债务压力难以缓解，利息偿还成了沉重的负担，甚至到了公交、铁都无法支付费用的地步。这不仅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也是企业层面的问题。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只能通过降价来打价格战，譬如汽车价格战，地方政府禁止房地产公司降价销售，房产企业就以赠送车位、家电、装修、物业费等形式变相降价，已达到促销的目的。企业利润下降，随之而来的是降薪和裁员，失业率明显上升，新招员工的岗位减少。
二、失业率上升的根源
本次通缩与过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新的增长点可供依赖。过去二十年里，无论是2008年，还是2016年的困难时期，互联网行业都保持了蓬勃发展。今年互联网企业的增长触顶，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只能在现有市场上博弈，主要是通过价格战进行竞争，这将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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