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虽然也有几座城池，国力却是真的不咋地，位置上紧挨着鲁国、莒国、齐国这些大国，能够保住自己的城池不被大国分割侵占，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在夹缝中生存是非常消耗国库的，薛国的财政大部分都是用在了对抗外敌上，一年又一年的防御消耗，严重拖垮了薛国的国家实力，直至薛献公（？－公元前511年）时期，国家机构摇摇欲坠，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这种财政下，即使薛邑是薛国的都城，城内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城南庶民聚集的地方，民不聊生，贫穷疾病伴随着他们，他们除了卖身为奴这一条途径，几户没有其他可供生存的空间。
这时代里没有商业，手工业又在有司的手里，能分给平民的土地偏远又贫瘠，可以这样说，不依附贵族的话，他们根本看不到独立生存的可能性。
所以，闵家在城西开的砖瓦窑场，就成了这些不愿意背井离乡人的希望。即使不去做工，能跑到窑场门口喝一碗肉汤，他们也是感到很幸福。
庶民欢迎的事不见的贵族就高兴，自从闵家和薛国达成交易后，对此项交易反对声最高的就是公子定。
公子定是日后的薛襄公（？－公元前498年），任姓名定。他是薛献公的老来子，颇得父亲喜爱，虽然年龄小，却也参与一些国家大事的决策。
他起初对于国相任宁找到闵氏并没有什么感触，薛国内外交困，闵氏能让他们用劳力抵换粮食和用具当然是好事，那时他甚至还为国相成就这一项交易而感到欣慰，认为解决了他父亲的所忧所虑。
后来，他去了天子的王城洛阳，在那里认识结交了一些自诩为有教养有知识的人。有一次聚会提起来这件事，当场就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个陷阱，“闵氏这样做为的是偷走你们国家的人口。”
那人说：“你们的国民都知道去闵氏做工能填饱肚子，那么时间久了，他们还愿意做你们的国民吗？薛国人都不愿意在薛国待了，你这个薛国的公子还当谁的公子？”
寥寥几句话成功撩拨公子定的心弦。
人口问题是大问题，不仅是对周天子，对于薛国也是。连年的战争使得各诸侯国的人口急剧下降，已经到了警戒线，再不休养生息，国家将无种地养蚕的人。那样的情景，即使国土再大，荒无人烟也是没用的。
听了这种论调，他心生焦躁坐不住了，在其位谋其政，他是薛国公子，就要为薛国的利益谋划。
身为薛国公子的责任感使他不敢松懈，他急匆匆与友人告别，踏上了回程。且一路疾驶，为的是早日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
他父亲薛献公任谷年事已高，很多事要依仗国相任宁。公子定很尊敬国相宁，但并不等于他会像他父亲那样信任宁、事事听宁的话。
他回到薛国的时候，薛城闵家的砖瓦窑场正如火如荼的出砖、滥邑与莒国人的作战早已结束、邑主普素正领着人劲头十足的四处挖井，并且建造的窑场也在试运行。
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听闻滥邑依靠闵氏的增援打败了莒国的入侵，也是非常的高兴。这是薛国头一次在损失极少的情况下打退了莒国人，他作为薛国公子，肯定是倍感欣慰的。
但，回到薛城他也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在薛国的国土上，闵氏成了超然的存在。不管是在国相宁的心目中；还是在民众的心目中；哪怕是像普素那样的邑主心目中，闵氏的位置都是非常高，还不是一般的高，是超国人的高，这让他非常担忧。
他担心王权旁落；他担心在薛国捧出又一个诸侯，这种事不是没有经验教训，强大的邑城独立为诸侯国先例不要太多。
一个声音在他耳畔不停的徘徊，“怎么能让薛国的土地上，有个超然的闵氏存在！不行，绝不行！”
他向他父说出他在王城听到的论调，被他不愿意多事的父亲给岔开了，他父疼爱不愿意多说他，可又不愿意多听他说。
他父薛献公认为薛国刚刚稳定走向发展，适合借助闵氏的财物修养生息，不易多事起风波。况且儿子提出来的担心，任宁已经在和闵氏签订的交易里写的清清楚楚，闵氏不接受薛国移民，只和薛国有司做人口劳力的交易。
劳力是什么？就是平民们出得徭役。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一直增加徭役，让国民们为他在闵氏做工换来财富。根本不用和种地养蚕那样，需要等待很久的时间，甚至哪怕是薛国只剩一个国人在，都可以用劳力给他换来粮食和物品。
任宁好不容易和闵氏拉上这种交易，天底下这种事情可不多，换做是他，他是绝不会允许做这样傻事的。所以，这样的交易如果是薛国这边的原因终止了，那将是薛国的损失、也是他的损失。
这些话他不能对儿子说太多，毕竟儿子年龄还太小，很多事还看不明白。他相信再过几年，等儿子再大一些，不用他说儿子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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