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座的老师，大部分都认为倪效国太轴，或者说小题大做了。
但也都碍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面，大家都受着这位的爱摆老资格。
可这个老资格在戴定这里不起作用，他直截了当说道：
“我当然知道伟人之于新中国的重要性，但这和我的作文政治立场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给倪效国继续发言的机会，戴定立刻接着说道：
“接下来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解释，我的文章根本不存在政治立场问题。
首先，仅从文学的角度讲，伟人的诗作虽气势恢宏，不失豪放，但他在格律韵脚方面确实存在问题。
这虽然是小问题，但从文学追求的角度讲，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一点我在文章的第二段中就有指出，如果倪老师认为有必要，我可以举例说明。
其次，从逻辑的角度出发，伟人的诗作确实有很多佳品。
但伟人并非专攻诗词，仅就诗词方面的成就而言，伟人并不能说是最顶尖的。
根据倪老师的逻辑，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说有比伟人写得更好的诗词了呢？”
听到这里倪效国立刻插嘴道：“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你的问题在于批评伟人的诗词。”
戴定立刻回复道：“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是不是都看过我的那篇作文，通篇我所表达的始终是伟人诗词佳作不少，但确实存在小瑕疵。
所以不能算最顶级的诗作，请问这算批评吗？
我只是在评价，反倒是我觉得像倪老师这样，因为喜欢伟人而觉得伟人什么都好，什么都正确。
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该有的观点吗？
这样难道不是一种狭隘吗？”
戴定的这句话说得挺重，倪效国顿时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厉声说道：
“你不要胡搅蛮缠，你有什么资格评价伟人？”
“这位倪老师，请注意不要偷换概念，我并没有评论伟人，我是在评论伟人的诗词。
另外我想说的是，伟人自有其伟大的地方，但伟人不是完人，他也会有不足甚至缺点。
此外，没有任何法律或者道德约束说伟人是不能被讨论的。
就拿伟人暮年时的几项决定来说，我想在座的各位老师总不会认为都是正确的吧。”
此时台下的老师都已经被戴定吸引，他们不再“高高挂起”，而是开始低头细语，交流各自的看法。
戴定也并没有在第二点上和倪效国过多的“纠缠”，他很快就说出了他要表达的第三点：
“第三个方面，我想通过一些伟人的自述，来说明他对诗词的理解和看法。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
伟人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伟人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伟人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伟人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伟人的理由是: ‘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从这些伟人自己的恢复中，我们不难看出，伟人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或者对古诗词做统一的注解。
伟人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要每个读诗词的人都能有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然而按照倪老师的意思，对于伟人的诗词只能说优点，不能指出缺点，这难道不是与伟人的初衷背离了吗？
一时间，倪效国被戴定说的不知该如何反驳，涨红着脸，怒目圆睁地看着戴定。
然后有些失态，近乎用吼的方式喊道：
“反正不管你怎么狡辩，我就是不允许你这么诋毁伟人，你就是有政治立场问题，我就是给你零分。”
此刻，在座的诸位老师，包括钱校长，都瞬间石化。
对于倪效国的“歇斯底里”，大家显然是猝不及防的。
但此刻戴定倒是依旧沉稳，他一开口就又把所有老师都拽了回来：
“既然倪老师这么说，那我还想讲讲规则。
大家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论在哪里，任何人做事都是要讲规则的，相信这点没人反对吧。
那么好，如今已不是‘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你所谓的政治立场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
我们的教育中始终贯穿‘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这次一模考的规则，你没有道理给我的作文打零分。
更何况你所谓的政治立场问题根本不存在。
我想请问倪老师，是什么规则赋予你给我零分的权力呢？没有吧！
如果这种权力是你自己赋予自己的，那么在座的每一位老师是不是都可以赋予自己给我公正的权力呢？”
戴定的话有理有据，逻辑合理，严丝合缝，而且说得还很有煽动性，在座的老师有很多都被他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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