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派小说对通俗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1、对近现代南方通俗小说的继承与发展
总体来看，南派小说对于近现代南方通俗小说在创作方法、风格、结构及思想倾向上存在继承与发展，并在这种扬弃中逐渐形成了独有的风格特点。有关论述在第三章中有具体展开，此处只做简略阐述。
首先，从创作方法上看，南派小说将近代南派武侠的浪漫主义与谴责小说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以浪漫主义手法记情记物，以现实主义手法写人写事，实现了虚与实、幻境与实境的交融。其次，在写作风格上，南派小说继承近代社会历史小说、谴责小说的批判讽刺意味，滑稽小说的风趣幽默，在幽默与惊险、批判与谅解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在结构上，南派小说破除了传统通俗小说的章回结构与故事模式，将叙述视角由零聚焦向内聚焦转换，求“玄”求“新”。此外，南派小说更加注重商业性与文学性的结合，重视作品的思想价值及美学价值，在对人性、战争题材的处理及对暴力、鬼怪的描写上，实现了化丑为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的时代美学的内涵。
由此，南派小说实现了对近代通俗小说的继承，并选择了与时代相合的发展方向。
2、对神话传说的继承与引用
上古神话作为一切文学的源流，以思想观念或原型的形式渗透于文学作品之中，小说创作因以情节、人物见长，更成为其中与神话传说联结密切的部分。而这之中，通俗小说因其娱乐性、大众性与商业性，往往趋于求新求奇，因而对神话传说的借用与再创造比之惯于引借史料的纯文学小说更加频繁。
南派小说承袭传统通俗小说这一特质，借“盗墓”题材之便，经由奇而不诡的情节，寻找到上古神话与现代故事背景的契合点，以故事叙述者的想象力对传说故事进行二次创作，既避免了对情节背景的凭空捏造，又不减其惊疑玄妙色彩。
以《盗墓笔记》为例：其五《蛇沼鬼城》有周穆王西行昆仑求长生于王母，此即所谓“王母清歌玉琯悲，瑶台应有再来期[⑥]”，所用为周穆王西征昆仑相悦于王母的传说故事；其三《秦岭神树》有厍国奉双首人面蛇为神，铸青铜巨树以血祭祈愿，原型便是“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⑦]”的延维及以其为信仰的蛇国；所涉黄肠题凑[⑧]、金丝木双凤雕子棺[⑨]、悬棺洞葬等葬式，在《葬经》中皆有涉及；所见鸡冠蛇[⑩]、烛九阴、黑飞子等异兽，则在《山海经》中皆见原型。
比之前代的市人、话本小说，南派小说对于传说故事不再进行大刀阔斧的加工变形，其态度更加趋近于纯文学作品对史料的引用。从资料图文上得来的神话已多少失了古时坊间说书烹茶时的韵道，虽谈不上生硬，却不免失之灵动了。但在另一种层面上，南派小说这一杜绝生造、言有所依的严谨精神，也恰是通俗大众文学向雅、向上发展的体现，是为“学者派”所肯定且适应年青一代更高文化阅读要求而作出的改变。
3、对自由主义作家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南派小说堂会以“想象力极限”为经，“全新自由写作模式”为纬进行创作活动。此所谓“全新自由写作”，我见，便是相对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模式而言。
自由主义文学涵括了现当代多个流派的创作，其中具代表性的主要有胡适影响之下的“新月派”文学，带有周作人“闲适”、“兴味”的“语丝”文学及“京派”文学，从左翼中分化出的“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文学，“海派”中坚持文艺自由的部分都市文学，以及其他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且游离于主流文学流派之外的作家文学。
自由主义作家崇尚文学的独立性，疏远政治生活、功利倾向，高扬“自由”、“个性”，将文学与美学并举。在当时，该创作方法或被认为“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11]”而打上反革命的烙印；或被标榜过甚，而成为一种“纯粹文学尺度”。此两种评论观点或有失偏驳，或矫枉过正，但也在一定程度反应出自由主义文学的先锋性及其弊病。
“全新自由主义写作模式”便是在立志承其“自由”、“个性”旗帜，强调文学独立性的同时，与新世纪的时代、文化环境达成谅解，不剥离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所应有的社会性，在理性审视之下推崇自由与个性，寻求其美学价值。
此外，南派小说所言“自由主义写作”，还应有“题材解放”与“构思自由”之意。自南派小说堂会成立以来，《怒江之战》、《下南洋》及《大漠苍狼》等作品在题材上虽不尽相同，却实际并未跳脱出《盗墓笔记》“上下两代”、“阴山诡水”的冒险模式；构思上多倒“U”型结构，将平凡人置于生死险境之中，而又以回归平凡告终。若不能迅速挣脱这种题材与结构上的局限，在现代网络媒体急速更新换代的步伐下，南派小说也将仅仅作为一颗暗星，昙花一现而已。
所幸，南派小说未被热议一时的“盗墓时代”的光华蒙蔽双眼，在数年之间，它便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由实际创作行动步步践行着它求玄求新、推崇个性的全新的写作模式。此后，从《惊奇物语》到《世界》，南派小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熟。
承前人之道业，南派小说作为21世纪新兴通俗小说，正以其“自由”、“新奇”为旗帜，掀起一阵席卷通俗文学、甚至是整个文学界的狂潮，并随后广及出版业、影视业、娱乐业及旅游业，最终形成了以南派小说相关IP[12]为核心的“盗墓笔记现象[13]”。这一狂潮的出现与其本身风格特点固然密不可分，但其最大助力却因是青少年读者求新求异的期待视野。传统通俗小说之题材、结构及模式无法满足快节奏更新的娱乐生活，大众及媒体于是随之向更具时代性与商业价值的通俗小说新领域转向，南派小说不过恰逢其会。
南派小说是新一代人的通俗文学，又并非仅仅是新一代人的文学，它与同类别新题材小说的繁荣兴盛所展现出的，是我国通俗文学一脉相承的故事性、浪漫性及生命力，体现了雅俗文化在新世纪寻找到的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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