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朝照搬了清朝的政治制度，略有改进，文臣之间的党争同样很严重。
自从明命帝起，北圻广义人张登桂受到重用。张登桂的先祖，本是黎朝旧臣，却南下投奔阮主，因此得到阮主的信任。
1819年，张登桂科举中试，1820年迁翰林院编修，受到明命帝的赏识。登科不到十年，张登桂升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印篆，充机密院大臣，任上平定南圻黎文之乱、北圻农文云之乱，显示出极为杰出的才干。
1841年，明命帝病危，召张登桂一人秉烛接近御榻，亲传遗诏，以张登桂为辅政大臣。1847年，绍治帝驾崩，同样以张登桂为辅政大臣。
作为三朝元老，张登桂与皇室联姻，权倾朝野。他乃阮朝勤政殿大学士，被封为“绥盛郡公”，地位在阮知方以上。
此时的张登桂，就像一个政治不倒翁，极受当今嗣德帝信任。只可惜，这样一个重臣，对外主张闭关锁国，反对变法，对内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
他支持嗣德帝屠杀天主教传教士。为此，不少法国传教士逃到了广州，公开撰文抨击张登桂。
有一篇文章流传甚广的文章，出自法国人之手，为世人窥视阮朝内政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其中写道：
“从大约20年前开始，真正的越南君主就是张登桂。他有几个伙伴和两个竞争对手，剩下所有京官和外官都是他的孝子……
“两个竞争对手是阮登阶和阮知方，但张登桂已经巧妙地让这两人远离宫廷，必要的话也会有所让步。嗣德一继位，阮登阶就被外放北圻……
“另一方面，阮知方被外放南圻，当地机构残缺不全，居民族群复杂、无知而难以教化，又要时刻提防高蛮、暹罗，如此种种对经略大使来说都是极为棘手之事。
“张登桂给这二人各授以‘东阁大学士’，自居‘勤政殿大学士’，掌管政府行政，得到了掌握人事任免的唯一领导的高位，所以只有他一人可以留在君主侧近……
“张登桂害怕阮知方密通宫廷，便在通往海云关的要道山麓修建了居所。这个居所监视着顺化与所有地方的联络。
“因为张登桂已经支配这个国家，所以就唆使各地的许多官员嘲讽阮知方。此外，他还让人写讽刺诗，讽刺阮知方平时求战以邀功，一旦战争爆发，无力取胜，就只能求和……”
法国传教士对阮朝不满已久，更仇视张登桂。他们的文章，或许有诋毁张登桂的地方。不过，阮朝内部的党争、张登桂的蛮目主战，却是人尽皆知的。
就如法国传教士所说，张登桂有个强有力的政敌，一个是阮登阶，一个是阮知方，都被他排挤到了京外。
阮登阶已在北圻经略大臣上病死。阮知方先担任南圻经略大臣，因北圻事态紧急，张登桂又说服嗣德帝，把阮知方派往北圻送死。
此时此刻，在顺化皇宫里，嗣德帝召集群臣，组织廷议。今天所要议的，是阮知方的紧要军报。内容无非是说北贼势大，阮知方无力反抗，打算避敌锋芒，后发制人。
群臣看到嗣德帝脸色铁青，谁还敢附和嗣德帝？再看张登桂，他却一脸平淡，似乎并不关心阮知方的态度。
阮知方的奏折写得并不长，在群臣手里传来传去，谁也不敢开口说话。
奏折传到户部尚书阮伯仪手里。他出身于阮朝宗室，是少有的明白事理、又不怕张登桂的人。
国事糜烂如此，阮伯仪义不容辞，开口说道：“皇上，臣阮伯仪以为，阮知方声称北贼‘水陆相依，武器优良’，与阮缵夫的奏报相合，可知阮知方所奏不假。”
阮缵夫就是已故北圻经略大臣阮登阶，字缵夫，同样出身于宗室。阮朝深得清朝政治的奥妙，在重视科举、重用文臣的同时，也重用宗室，平衡各派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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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登阶虽受张登桂的排挤，毕竟出身宗室，非张登桂这种外臣可比。所以，阮登阶死后，身后哀荣备至，追赠少保官职，谥文懿。
阮伯仪提起阮登阶，就是想勾起嗣德帝对宗室的感情，压制张登桂的势力。
他的策略奏效了，嗣德帝颇为感念阮登阶，连连点头，示意阮伯仪说下去。
阮伯仪受到鼓舞，说道：“如今，高蛮、暹罗在南圻蠢蠢欲动，法夷不时派船滋扰南圻沿海。北圻蝗贼未灭，教匪又起。
“然而，以上皆为疥癣之疾，只有北贼算得上是心腹大患。此番北贼南下，意欲夺我北圻。而蝗贼、教匪、天地会山贼，皆有响应之势。
“敌众我寡，难以一击破之。阮知方主张‘以守为战，以战为守’，主张打持久战。又提出设置‘山防衙’、‘分屯自守’等具体措施，切实可行。
“况且，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臣以为，应该相信阮知方，使用阮知方的策略，抱定打持久战的宗旨。”
不得不说，阮知方不愧是越南名将，看问题很透彻。阮伯仪赞同阮知方的计谋，但同僚都是张登桂的亲信，没人敢响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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