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崇曜是商人，在商言商，对于高价出售开山炮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倒是李秀成颇感心痛，他的近卫师是革命军精锐，总共才装备了两门开山炮。
韦志先一下子就买走两门开山炮。太平军有了这种重炮，日后攻坚略地岂不更加方便？
杨烜不便向李秀成详细解释，只是说道：“重型火炮需要特制的炮弹，太平军无法生产这种特制炮弹。我们只要控制住炮弹的供应，就能防止太平军滥用重炮。
“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借机向太平军派驻一支炮兵教官，扩大革命军在太平军中的影响力。日后天京有事，这支炮兵教官说不定也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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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京有事”，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说法。只有极少数的军政大员，才知道“天京有事”指的是洪杨内讧。
伍崇曜和李秀成都不知道，情报局已经预测洪杨之间必将内讧。越国对服从纪律看得很重，杨烜既已决定卖炮，伍崇曜和李秀成也只好作罢。
趁李寿春、韦志先正在订议合同，杨烜则趁此机会了解起怡和公司军工厂的事。
华夏近代工业，肇始于晚清洋务运动中的军工业。最早的军工厂，当属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又称“安庆军械所”。这是满清政府最早创办的新式兵工厂，堪称是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开端。
相比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晚清洋务运动明显早于日本，却最终落后日本。晚清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尤其是兵工厂，大多管理落后，连年亏损，不仅不是洋人的对手，就连日本都比不上。
最直观的，就是晚清军工产品价高质劣。其成本之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恭亲王曾经评价福建船政局，说朝廷在上面投入了巨款，结果造出来的军舰价格高、质量差，南北洋都不愿购买福建船政局的产品。
他的原话是：“我们的赫德（海关总税务司）拿了大清的银子外购军舰，拿足了回扣，给足了家乡兵工厂（英国造船厂）的利润，购买的装备11寸火炮的蚊炮船造价英镑（法郎）。
“这种蚊炮船不远万里出口至中国，运费、保险、折旧又是一笔费用。到达中国后，其价格比福建自造的舰船还要便宜一半。”
左宗棠、沈葆祯都是晚清名臣，在福建船政局上倾注了无数心血。福建船政局尚且如此不堪用，更别提其他军工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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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同样不遑多让。江南制造总局每年从江海关收入中提取四十万两白银做经费，又大量承揽北洋、两江的业务。
但江南制造总局步枪年产量最多时也只有4000多只，平均每只步枪造价近百两银子。
李鸿章从美国订购林明敦枪，连运费、保险等费用在内，每支才12两白银。英国施耐德步枪更便宜，才需银10两。洋枪外购成本仅仅是自造的十分之一，性能上还远远超出。
因此，淮军自己都不愿使用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步枪，尽管江南制造总局正是淮军领袖李鸿章一手筹建的。
造不如买的局面继续在民国延续下来。民国时期烂大街的汉阳造步枪，1915年时售价是20元现大洋，北伐战争时是30块现大洋；而进口步枪在1911年时平均售价不过是10元多一些。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很有一个原因在于，晚清兵工厂是官办的。官办企业效率很低，浪费很大。
譬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那时候，李鸿章是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江南制造总局设在上海，李鸿章可以光明正大地管理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不愿把江南制造总局这块肥肉让给他人。一番利益博弈之后，朝廷下旨，江南制造总局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共管，经费来自江海关收入。
这样一来，两江总督可以从江南制造总局中分得好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仍然继续遥控江南制造总局。
不难想象，江南制造总局成了李鸿章的禁脔，既是他的提款机，也是他安置淮系亲信的机构。满清费资千万投资的江南制造总局，从一开始便是官僚主义横行，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
官办行不通，便有官督民办、官民合办，总归离不开一个官字同，始终困难重重。
隔壁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一开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他们反应很快，干脆把官办的军工厂私有化，扶植财阀，闯出了一条工业化的路子。
日本的工业化同样存在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财阀控制经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底层百姓在贫困线上挣扎。就连日本引以为傲的皇军，下级官兵都穷得无法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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