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车，都不用吩咐，司机师傅就启动汽车，顺滑地往前驶去。
直到出了京城师范大学的校门，成老爷子还有些气不顺，忍不住抱怨道：“你说这些学生，母校辛辛苦苦培养她们成才，也没想着要回报。她们倒好，回过头就挖母校的墙角！这都算什么事儿？”
徐生洲替黎田雅辩解几句：“黎师姐也是食人俸禄忠人之事，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成老爷子道：“她要是有这份心，那去漂亮国，去高卢、罗刹挖去啊！实在不行，去挖留美、燕大也行啊！挖自己的母校，算什么本事？她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家底薄，近些年发展又多少受‘师范’二字的限制，人才流失严重，攒点余粮不容易，还铁锹乱舞，到处乱挖。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徐生洲奇道：“咱们数院不是发展得挺好的吗？有您和严老两位院士坐镇，还有好几位杰青、长江，更不用说优青、青长，绝对是咱们国家数学研究的一大重镇。”
成老爷子叹了口气：“如果十年前、二十年前，说咱们学校是国内数学研究的一大重镇，还多少说得过去。至于现在——唉，看一所学校、一个学科的实力如何，除了要看历史底蕴，还要看发展潜力的。像咱们学院，历史底蕴或许还可以，至于发展潜力却是不行了。”
“为什么呀？”徐生洲追问道。
如果是数院本科的科班出身，天天耳濡目染，加上和同学、老师等交流八卦，基本上能把学院的情况摸个底儿掉。当然，如果像任红山这种外校考进来的研究生，每天规规矩矩上课，跟着导师、师兄做课题，也能摸个大差不差。
无奈徐生洲既不算科班出身，也没有老老实实上课，前后在数院听课的时间不超过一学期，顶多是和成老爷子、张安平、章坚智、衡平等有限的几个老师熟悉一点。此外就是通过学校的网站，对各位老师有个模湖的印象，觉得学院发展应该还行吧？
成老爷子很有耐心地回答道：“这就好比挖矿。咱们学校好很早就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向上深耕细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到了80年代科教的春天，正赶上那个时候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遇到了富矿，成果层出不穷，咱们这个学科先后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国家重点学科。但是富矿不可能一直是富矿，总有被挖枯竭的时候。”
徐生洲不禁愕然：“概率论走到了尽头？就像风景园林学一样，会被撤销学科建制？”
——亏我还特喵的在刻苦学习概率论，准备与代数几何齐头并进。结果您老告诉我大清药丸？
成老爷子摇了摇头：“概率论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至少在未来一两百年内不会走到尽头，甚至还会历久弥新。但是！概率论某个方向的研究很有可能会走到尽头，或者说是长期遇冷，等待下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举个例子，就像复分析里面的函数值分布论。”
徐生洲对于国内数学圈的基本情况还是知道的：“你说的是杨院士的研究？”
杨院士在国内数学界还是比较有名的。
一是因为他年少成名。二十多岁跟着熊院士研究函数值分布论，就得出了很不错的结果。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与张先生合作，发现函数值分布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具体联系，被命名为“杨—张定理”或“杨—张不等式”，当时是与陈院士的哥德巴赫猜想“1+2”并称的杰出成果。他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年41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二是因为他高开低走。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很多学者都爆发出“第二春”，杨院士正是当打之年，又赶上科教春天，本来应该大有作为才是，结果却再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除了杨院士转向学术管理工作外，更多的原因是他研究的函数值分布论，尤其是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在六十年代就已经过了鼎盛期，在七十年代还能攥着个尾巴，到了八十年代基本上就已经销声匿迹，再没有值得研究的课题了。
成老爷子微微点头：“别看咱们学院现在有院士、有杰青，还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之类的名头，其实都是在吃老本。你不妨看看近十几二十年，咱们学院有什么标志性成果么？得过什么重要奖项么？有什么国内外知名的领军人物么？都没有！还有什么发展潜力可言！”
听他这么一分析，徐生洲都觉得京城师范大学的数院有些穷途末路。
成老爷子忽然又说道：“不对，也不能说没有标志性成果。你在代数几何方向连发了3篇‘四大’，还有1篇《jag》，还有衡平的几篇一区论文，算是把我们学院的代数几何方向硬抬进了国内第一方阵。算是近年来少有的亮点和突破！”
徐生洲道：“那是因为咱们国内代数几何方向本来就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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