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防线的劳役将满洲百姓的生存空间压榨到了极限。
关东军下令沿着黑long江和乌苏里江修筑纵深梯次防线，需要大量人力。
各地的保长挨家挨户地拉壮丁，许多刚刚成年的少年也被强征到工地上。
在北满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中，劳工们穿着单薄的破棉衣，用铁镐和铁锹在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挖掘反坦克壕。
工地上每天都有倒下的人，冻伤，饥饿和过劳造成的减员比战场上还高。
一个从热河被抓来的劳工蹲在工地边上，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指卷了一根干树叶当烟抽，对旁边的人说他老家秋收还没完就被抓来了，家里的地没人收，老人和孩子都在饿着肚子。
旁边的人无奈开口道。
“鬼子疯了，谁家都一样。”
“昨天有个从奉天被抓来的少年半夜里偷偷往家跑，被巡逻的宪兵抓回来吊在电线杆上示众，罪名是非国民，我听说那个少年被吊了一天一夜，脚上的破胶鞋掉了一只，光着的脚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寒风里冻得发紫，宪兵把他的尸体又挂了一天，说是以儆效尤。”
“唉，也不知道这种话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与此同时，满洲的资源也被竭泽而渔。
关东军将满洲的钢铁，煤炭，木材等一切可用之物全部纳入军需供应体系。
抚shun煤矿的矿工们被强制实行增产运动，每天的工作时间被延长到十二小时以上，井下安全设施因缺乏维护而事故频发。
一次瓦斯爆炸后死了二十几个矿工，尸体被草草抬出矿井，矿上的日本工程师在事故报告上只写了四个字：“继续生产。”
鞍shan钢铁厂的炼钢炉日夜不停地喷吐黑烟，炼出的钢铁被直接运往兵工厂，制造成反坦克炮和地雷。
满洲当地的居民在饥饿和劳役的双重压榨下，已经陷入了一种极其悲惨的生存状态。
被强征去挖工事的年轻人，在冰天雪地里一锹一锹地掘着冻土，手指被冻掉在地上，像一小截枯树枝，被征粮队搜刮干净的农户，全家蜷缩在灶台边看着空荡荡的铁锅，灶膛里只有一把干草在燃烧。
而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地图上，那密密麻麻的要塞和防线标记正被参谋们用红蓝铅笔一次次加固。
在工地上被冻死的劳工，连尸体都无法运回家乡，工兵在工地旁边挖了个大坑，把尸体一层层码进去，填上土，再用推土机推平。
在奉天的兵工厂里，被征召来的朝xian籍劳工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在缺乏基本安全防护的生产线上装配弹药。
一个女工的手指被冲压机切断了三根，工头只是让人把她拖到车间角落，用破布包扎了一下，便催促其他工人继续干活。
那个女工坐在满是机油味的地上，用还能动的右手捧着左手，血从破布里渗出来滴在地上，她低头看着那摊血，半晌没动。
工厂的墙上刷着大字标语，增产即战力。
标语下面的墙角堆着几箱刚下线的手榴弹。一个路过的老工人看了一眼标语，又看了一眼女工，把嘴里嚼了半天的高粱米咽下去，无奈的叹口气。
1944年12月上旬，情况变的更加严重，满洲的饥荒如同瘟疫一般从北向南蔓延。
黑long江畔的村庄最先陷入绝境。
关东军将平民的粮食配额削减五成之后，又追加了一道命令，凡私藏粮食者，一经发现，以通敌罪论处。
宪兵队带着警犬挨村挨户地翻箱倒柜，连灶台下的地窖和炕洞里的存粮都被搜了出来。
农民们眼睁睁看着自家最后一点高粱米被宪兵装进麻袋扔上卡车，卡车在冰封的土路上扬起一阵雪雾，消失在灰蒙蒙的地平线尽头。
在新京，配给所门口的木牌已经从本日配给已尽变成了本月配给已尽。
市民们开始吃豆饼，米糠，野菜根，后来这些东西也吃光了，就开始吃榆树皮。
街头的榆树被扒得露出白森森的树干，在寒风中像一具具被剥了皮的骨架。
市场上偶尔有人用最后一只银镯子换一小袋高粱米，但那个镯子已经没人敢收了，满洲的粮食交易已被完全纳入军需管控，私人买卖粮食一律以通敌罪论处。
一个中年女人把银镯子塞回怀里，蹲在市场的墙角下，抱着饿得直哭的孩子，从怀里掏出一小块用树皮和草根做的饼子塞进孩子嘴里。
孩子咬了一口就开始干呕，饼子太硬了，噎得他眼泪直流。
女人用手掌一下一下拍着孩子的后背，拍着拍着，自己先哭了。
而农村的情况已经不能用惨烈来形容。
在松花江畔的几个村庄，征粮队反复搜查后，连地里还没成熟的冻庄稼都割走了。
村民们开始成批成批地往南逃，推着独轮车，赶着瘦得皮包骨的骡子，车上堆着被褥和锅碗瓢盆。
路边开始出现倒毙的尸体。
起初还有好心人用冻土浅浅地掩埋一下，后来倒毙的人越来越多，活人连自己走路都费劲，再也顾不上收殓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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