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车是曼恩MAN四驱重卡房车，是杨简为了这次游学让人特意购买的。
MPV上，坐在副驾驶的王军忽然说了一句：“小简，前面就是井冈山了。”车上的空气静了一瞬。杨简回过头，看着后排的四个孩子。“下一个地方，”他说，“叫井冈山。那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片山。”
井冈山的公路修得平整但依然险峻，盘山道一个弯接一个弯，从山脚盘旋而上，云雾从车窗外一阵一阵地漫过来，能见度时好时坏。许宏远把车速压得很稳，两辆车保持着一百米的安全距离。安安趴在车窗上往下看，看到刚才走过的路已经变成了一条细细的灰线盘在山腰，喊了一声“好高鸭”，承承在对面窗边看另一侧的峭壁，崖壁上长满了青苔和蕨类，从岩缝里渗出细亮的水线。
杨简指着远方一列时隐时现的山脊，告诉孩子们，当年红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接下来六天，他们又去了瑞金，去了于都。在于都河畔，杨简指着那条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河，说，当年红军主力部队八万多人，就是从这里渡河出发的。平平站在渡口纪念碑下，用袖子把碑文上的灰尘擦掉一小块，念出了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他念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问杨简：“爸爸，长征的时候，也有像我们这么大的小朋友吗？”杨简说：“有。有人背着弟弟走完了全程。有人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到过于都。”
安安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把手里的小红旗插在了河滩上的石缝里。
离开于都之后，车队继续向西。接下来的行程开始真正进入高原——滇西、藏区、南疆，然后从河西走廊一路东出，再折向内蒙的草原和东北的林海。杨简心里有一张精确到天的路线图，但他没有告诉孩子们全部。有些地方的震撼，不能在预览里被剧透。
在腾冲国殇墓园，杨简带着四个孩子给远征军阵亡将士献花。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墓园里的松柏被雨水洗得苍翠欲滴，三千多块墓碑顺着山势层层叠叠地排开，像一支沉默的军队在山坡上整装待发。四个孩子一一将白菊放在墓碑前。承承站在碑林前面，小声说了一句：“小叔，这片山坡下面的泥里，可能不止三千人。”
杨简扶着他的肩膀：“有些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但有人记得。”
从滇西进藏的路程是全程最艰苦的一段，但杨简看过四个孩子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依然活蹦乱跳，他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一大半。
其实也是，之前去欧洲滑雪，那里的海拔也有五六千米，四个小子都没事，加上身体接受过基因药剂的改造，他知道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是现在看到彻底没问题，就更放心了。
车队走滇藏线，翻白马雪山，过梅里雪山，在飞来寺等了半个下午，卡瓦格博峰终于从云层中露出一个白得耀眼的尖顶。安安说那是他见过的最好吃的冰淇淋，承承说那是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的冰川作用形成的角峰地形，平平安安静静地用蜡笔画了一张速写，画完之后在右下角写了四个字——“梅里雪山”。乐乐把这一幕拍下了下来，说回去要给妈妈看。
八月初，车队从藏地北线折入南疆的叶城，正式踏上新藏公路。这条路被称为全世界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公路之一，界山达坂的海拔牌上赫然写着5347。杨简让所有人在界碑旁合了一张影——杨简站在中间，四个孩子一字排开，背后是刺破云层的雪山，安安因为缺氧脸蛋红扑扑的但还是倔强地举着拳头。照片拍好之后，旁边的王军脱掉墨镜，眼眶居然有点潮——他在这条路上当过兵，每年都要走几趟，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重新站在这里。许宏远递给他一瓶氧气罐，他一摆手，沙着嗓子说了句“不用”，转而拎出随身带的小酒壶，往车轮下的砂石地面洒了几滴。
天山南麓的草原上，杨简租了几匹马，带着安安在前面慢跑，平平端端正正地坐在马鞍上姿势像个小骑兵，乐乐和承承跟在后面。那天夜里的星空，像是有人把一整个银河系倒扣在了头顶上，碎星密得像芝麻，照得草原上的草尖都在发光。承承躺在羊毛毡子上，拿着手机指着星图一个个比对星星的位置，最后把手机放下，说了一句“小叔，我现在才知道，古人的星宿不是编出来的，是他们真的蹲在草原上数过的。”
八月中旬，车队从河西走廊一路往东，穿过祁连山的雪水溪流，穿过张掖的七彩丹霞——安安非说那是神仙打翻了颜料盘，穿过武威和兰州，然后折向北，进入内蒙。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四个孩子学会了骑马、喂羊、挤牛奶，安安被一只小羊羔追着跑了半里地，笑得岔了气。承承第一次搭蒙古包的时候把天窗的毡子卷反了方向，被牧民大叔笑着纠正了三次，最后一言不发地把所有步骤用手机备忘录画了一张流程图——杨简凑过去看的时候发现这张图竟然颇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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