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无不为”，不仅是道的运用、道的哲理，同时更是一种深邃的“道术”，是侯王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和方法。侯王若想真正“王”天下、治天下，就必须以道为法，遵循道的原则行事。老子曾说：“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治理国家的关键：只有在没有过多干预和纷扰的情况下，国家才能真正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一旦频繁地干预民生、制造事端，反而会适得其反，无法真正赢得天下。
因此，侯王应当秉持“无为”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老子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治理方式的具体效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当侯王无为时，人民会自然而然地接受教化，社会风气得以改善；当侯王保持内心的宁静时，人民会自觉遵循正道，社会秩序井然；当侯王不频繁地干预民生事务时，人民会凭借自身的努力而变得富足；当侯王没有过多的私欲时，人民会保持淳朴的本性，社会风尚也会更加纯朴。
这种治理方式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它强调顺应自然的规律，而不是强行干预。侯王通过自身的无为，为人民创造一个自由、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让人民在自然的秩序中生活和发展。这种治理方式不仅能够减少统治者的劳心劳力，更能激发人民的内在动力，使国家在无形中走向繁荣昌盛。
“无为而无不为”的治理之道，是一种以退为进、以静制动的智慧。它要求侯王放下私欲，克制干预的冲动，以一种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国家和社会。通过这种方式，侯王能够真正赢得民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治理理念不仅适用于古代，对于现代社会的治理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即所谓的＂以道治国＂，就是要以发展好民生为根本，不与民争利，让人民的日子自然而然地过好了，就自然减少了纷争。所以，老子是反对剥削压榨老百姓的，也反对贵难得之物和尚贤的，认为那样会引起机心，让＂智者＂有可为之机，诱使人们纷争利益。
老子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此才有彼，有是才有非，有善才有恶。表面看来，正相反对的两个方面是相互对立的，而实际上又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任何事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提出“反者道之动”。这意味着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正所谓“物壮则老，兵强则灭”。同时，事物的发展、事物向反面的转化，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需要经历一个数量上不断积累的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明确反对人的“有为”。在他看来，“有为”本质上是统治者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志来治理社会，这种行为往往会破坏人类原本自然淳朴的本性。老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纯真、质朴的，而统治者的“有为”则会强行干预这种本性，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人们在这种干预下，不再遵循自然的规律，而是被引导去追求虚伪、狡诈、争名夺利、贪婪和罪恶等种种负面的东西。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正是“有为”治理方式的直接后果。
老子对此深感痛心，他在《道德经》中感慨地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他看来，当“大道”被废弃时，人们才会刻意标榜仁义；当智慧被过度强调时，虚伪和欺诈就会随之而来；当家庭关系不和谐时，才会强调孝慈；当国家陷入混乱时，才会出现所谓的忠臣。这些现象的出现，恰恰说明社会已经偏离了自然的轨道，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等美德的标榜，反而成为了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
老子认为，当天下遵循“道”的原则时，一切都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人们不需要刻意标榜仁义，因为仁义会自然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中。然而，当人们开始以仁义相标榜时，这反而意味着仁义已经名存实亡。基于这种观点，老子提出了“绝智弃诈”“绝巧弃利”的主张，希望统治者能够放弃智慧和技巧带来的虚伪和欺诈，摒弃对利益的过度追求，从而回归到一种更加质朴、自然的社会状态。
老子进一步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他希望国家小而人口少，人民即使拥有各种先进的工具和武器，也无需使用它们。人们不需要依靠复杂的交通工具和军事力量来维持生活，而是回归到一种简单、原始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看似落后，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对自然本性的回归，是一种对社会和谐状态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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