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在当时，祷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打小闹，而是一项隆重的政治活动。
关于中国人祷告的原理，林语堂先生早已将此解读得极为透彻了——那就是不管你所祷告的是什么神灵，亦或就是一段得道的树桩，这些都不是怀疑祷告灵不灵的理由。祷告之结果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理，若不灵验，那都是祷告人不够虔诚的罪过。所谓的“心诚则灵”，便是此理。祷告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要的就是那种虔诚至极的态度，至于灵不灵验什么的，那倒都在其次。
关于太白山神，苏轼记录了一个段子：
说是嘉佑七年（1062），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期间忽遇大旱，于是，询问了当地父老境内可有灵验的可祷告的神灵。父老们说，以前太白山神最灵，前几年的太守曾奏请朝廷封山神为济民侯，从此以后就不再灵验了。
苏轼在《唐会要》上查到，终于找到了太白山神不再灵应的原因，因为唐天宝年间（742-756），此处山神朝廷封的爵位就是灵应公。也就是说，几百年了，山神的爵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提升，反而还降了一级。
原来，自周武王推翻商纣王以后分封诸侯,一直沿用：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进行分封,爵位高低自“公”至“男”依次递减,侯低于公，所以惹得太白山神不高兴了，也就不灵了！
于是，苏轼连忙奏请朝廷将该山神重又分封为明应公，上天就连下三天大雨，当年庄稼获得了大丰收。
苏轼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定期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都要按时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往往因木筏倾覆而相继破产。
访察到了利弊所在，爱民如子的苏轼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再按季节水枯水涨择机决定进送或者停止，从此害处就减少了一半。
闲暇时的苏轼自己动手，将喜雨亭北边那块弃之于仁寿宫草间的隋代怪石移至喜雨亭，并累石作台。苏辙知道后作诗与兄长分享了此中的喜悦，并感叹三年后的人事更替，这些景观不知最终归谁所享了。
六月，苏轼与专管户籍的凤翔府户曹参军张琥一同登上了真兴寺阁远眺怀古，南望连山，东望五丈原，发思古之情。苏轼给子由写信，让他写点什么，苏辙也不含糊，应请写下了一篇《登真兴寺楼赋》。
这年秋，按嘉佑年间的规定，礼部试每两年一次，正好又到了考试的时间了。
苏轼作为秦凤路凤翔府的幕签，章惇作为永兴军路商州推官，这两路均属陕西路，因此一同赴长安参加了永兴军的进士考试。
其时，刘敞（字原父）为主考官，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苏、章二人也是第一次见面，且相得甚欢。两人曾在途中的一座山寺中小饮，忽然听说附近有老虎，正好二人酒后胆生，就勒马一同前往观看。到了离虎仅有数十步远时，马匹受惊不敢前往。苏轼说，连马都不再前进了，我们也没有理由向前了，说着就驱马欲返。谁知，章惇则鞭马继续向前。只见章惇取一铜锣，在石头上敲出声响，虎即惊窜。返回后，章惇还面不改色地同苏轼开玩笑道，兄台胆气不如在下啊！
从这件事上，后世之人就能看出：章惇后来能频施奸计，党同伐异，此时就已见端倪了。
还有传闻说：苏轼与章惇少时为莫逆之交，一日，章惇坦腹而卧，正好苏轼从外边回来。章惇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说，你猜猜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这里面都是些谋反底家事。
章惇听后亦不恼，反而是大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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