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八，苏轼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人王弗在开封病逝，享年二十七岁。
此时的长子苏迈，才年方七岁。
关于王弗的修为与品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描写，这里也不再赘述了。
王弗死后，就连苏老泉都对苏轼说，你夫人是在你最艰难时跟从你的，你不能忘了她（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以后你一定要把她安葬在你母亲墓旁。
好在王弗死后，被历朝历代的朝廷追封为魏城君、崇德君、通义郡君，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处理完亡妻的后事，将王弗的遗体暂埋于京城以西，要等日后运回巴蜀安葬。这时候，吕公着举荐苏轼应试馆职。
宋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已经听闻过苏轼的大名，因此在学士院试策后，英宗有心将苏轼招入翰林院，授以知制诰。但相国韩琦却有意先磨练一下苏轼的秉性，认为苏轼年轻资历尚浅，没有经过试用，并不妥。
英宗又问，授予其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道，记注与知制诰相邻，不可。
于是，乃授予苏轼直史馆职。
直史馆这一官名，宋朝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可见也是一个肥缺。
七月二十三，在陈公弼死后三个月，另一位牛人吕公弼，被授予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苏轼曾在其门下供过职，因此也上了贺启。
吕公弼，字宝臣，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为吕夷简次子，祖上世代为官，是个标准的“官二代”。
九月初三，苏老泉为朝廷修撰的《太常因革礼》修成。这部成书的宋代礼典，共一百卷。苏洵被礼部抽调纂修《太常因革礼》，因为这不是常设机构，工资无处开销，就把他的职衔挂到霸州文安县，按县主簿待遇领工资。
礼书修成后的重阳节，宰相韩琦在私第置酒，邀请了欧阳修等几位要人，苏老泉亦在邀请之列。席上，韩魏公做了《乙巳重九》诗，“功成名就”的老泉也敞开心扉，和诗一首。“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在苏老泉有限的生命里，这次修撰礼书虽然不是自己最大的抱负，但绝对算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谈资。
皇佑年间，仁宗皇帝曾亲自下诏让庐山高僧五十四岁的怀琏来到京城，住在十方净因禅院，并召他到化成殿对话。
大觉禅师怀琏（生卒年月不详），俗姓陈，福建漳州人。
仁宗问他有关佛法的大意，怀琏回答得很符合天子的心意，天子就赐给怀琏“大觉禅师”的法号。当时北方那些讲论佛法的僧人，都只是在法界形相上用功，拘泥于因缘果报之说，所以，士大夫中那些聪明练达之人常常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斥之为蛮夷之邦的奇谈怪论。而怀琏却能指出佛理中那些与儒学、道学的相同之处，他的话既有文采又很信实，他的行道，既严谨又晓畅，所以一时间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
遇上休息的日子，怀琏还没有起床洗漱，门外就已站满了等候他的人。至和年中，怀琏曾经上书过仁宗皇帝，请求回归山寺以终余年。仁宗说，山也就是常在的法相，你还能回到哪里去？——没有答应怀琏的请求。
如今，大觉禅师怀琏再次向朝廷提出同样的请求，且态度十分的坚决。英宗见挽留不住，就下诏准许了他的请求。可英宗感念大觉陪伴仁宗十多年来的劳苦功高，也深知大觉的归隐之心之盛，遂亲赐手诏曰：“大觉禅师怀琏受先帝圣眷，累锡宸章，屡贡诚恳，乞归林下。今从所请，俾遂闲心，凡经过小可庵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禅林，不得抑逼坚请”。
走之前，怀琏还专门与苏轼互相道了别。
送走怀琏，苏轼与父亲等人到欧阳修处，听闻了欧阳公对古今吏事的见解，特别是欧阳修“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观点，令苏轼极为拜服。
后来的苏轼一直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主要还是从欧阳修与陈公弼那里学来的。
闲暇时，苏轼给杜沂（字道源）写信，诉说了最近因妻子病逝，因公事家事的繁杂，弄得精神极为疲惫。杜沂的儿子杜傅，字孟监，后来在黄州某地任县令，父子俩后来还常与苏轼有交往。这时候，苏轼认识了王素的侄孙王震。王震，字子发。
苏轼还把前些年从一位道人手中得到的一个药方，送给了另一位好友单骧，单骧后来又把此方给了苏轼的表哥文与可，文与可试了之后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
回想起苏老泉在京师编修《太常因革礼》的那段时间，在京师但凡演习过古礼的人，大多会前来讨论请教。
其中，孙鼛（音高）（字叔静）兄弟特别踏实好学、会写文章，常得到苏老泉的称赞。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时，孙叔静从京师去往湖北蕲州时，还专门绕道黄州去看望了苏轼。到了黄州，孙叔静还取出了苏老泉早先亲书给他的书信。苏轼因先父平生自己动手写信很少，一般都是由后辈代劳，所以见到了先父的手迹时异常激动，想要回来收藏，但孙叔静却不同意，可见孙叔静对于苏老泉的赏识也是念念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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