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于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这种官职虽然不高，但是能够随时接触到皇帝，也是许多人觊觎的对象。本来神宗皇帝起初是想用苏轼与孙觉这两个人的，但是王安石从中说，苏轼岂是可以提拔的人！
神宗道：苏轼这个人很有文采，并且朕见他为人也很平静。朝内大臣中司马光、韩维、王存都很称道此人。
王安石道：像这种险恶的小人，老臣不敢无缘无故地评价。苏轼曾作过的《贾谊论》，里面说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贾谊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又曾附丽欧阳修，欧阳修修作了《正统论》，章望之提出了有别于欧阳修的“霸统”观点，苏轼就立马作论攻击章望之，其实苏轼的论断论都无道理。
王安石还添油加醋地说：非但如此，在苏轼遭遇父丧后，韩琦等人送来的金帛，明面上苏轼均未接受。但却在扶柩归川时，用官家的船只贩卖数船苏木（一种中药材）入川，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司马光曾诬陷吕惠卿受人钱财，还夸赞苏轼为人平静，这真是厚颜无耻啊！
王安石最后竟急眼道：陛下想在朝野之间变风俗、息邪说，如果突然间起用了苏轼这种人，那么朝廷上下的士子们怎么能够辨别陛下的好恶所在呢？当然了，苏轼这个人也并非没有才智，以此人的声望来讲，这个人确实不可偏废了。内个啥？如若哪一省府缺少推官或是判官了，可让这厮去补缺。但凡他这种通判资历的无名小卒，怎么能够有级别去修起居注呢？
于是，神宗皇帝无奈听信了王安石的“谗言”，就把苏轼修起居注的美差给撸了。
果不其然，随后的任命下来：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出任开封府推官。这是王安石的主意，其意是想苏轼本为文士，对官场吏事不甚精通，想用京城中推官的繁杂事务刁难和绊住他的手脚。然而，后来的苏轼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却干得有声有色，“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石起初与苏轼之间并无过节，只是吕惠卿嫉妒苏轼的才华而从中挑拨两人的关系，才最终造成王安石数度对苏轼仕途的打压，但这些还都只是传说。
上任后，作为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给神宗皇帝上了点眼药——就是上了一道《谏买浙灯状》。
此状中的措辞极为严肃认真，“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乐今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不仅如此，还有更狠的，“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且卖等皆细民，安可贱售其值！故臣愿急罢之。”
当苏轼还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等着神宗震怒而后降罪之际，忽然传来皇上竟然采用了他的建议，把买灯之事给取消了！
这让苏轼受宠若惊，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来就搞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以自己三十四岁、自以为成熟的年龄上书二十一岁的神宗皇帝，开始开怀畅谈起了新法的不便。
苏轼在反对新法方面以大胆敢言着称，通过各种方式制造舆论，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之一。
在论战中，苏轼与司马光等人站在一起，形成了“保守派”的阵营，但苏轼并非简单的“保守派”，他一生都未放弃在仁宗朝提出的革新主张。
苏轼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他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强调其与中书、宰相的功能相重合，认为这不仅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还导致了朝廷体制的混乱，使得民众和官员感到困扰。
强调国家的根本在于“道德”与“风俗”评判体系的建立，而不应简单以“强弱”与“富贫”的表象来评价国家的状况。这种强调道德伦理的观点，反映了苏轼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更在于社会伦理的健康。
苏轼还对王安石压制谏官言论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手段是毫无道理的，不仅违背了言官制度的初衷，还可能导致国家的大害。
殊不知，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真的是着面临一系列危机：如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于是乎，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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