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鹤叹》）闲暇之余，东坡先生赋《鹤叹》一诗，描绘了鹤的神与形，借鹤感叹诗人自己的人生飘零多舛，像鹤一样清高傲岸孤芳自赏且孤苦伶仃，但在仕途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故羡慕鹤还能有退却的余地。
这时，正是朝廷中党争激烈、政坛即将发生大变化的关键时期，苏东坡虽远任定州，却始终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并力图在越来越没有原则的党争中保持住自己高洁的操守。李之仪从京师来入幕，已给东坡详谈了京师中的朝野上下之变。
东坡先生给老朋友王定国致简，求和《雪浪斋》诗。寄馏合刷瓶（饭甑之类器具）给子由，并寄诗。苏东坡新进收了一名叫刘丑厮的小吏，为勉励其多读书与练习弓箭，专门也赠诗给他以鼓励。
元佑八年（1093）岁末，东坡先生给友人致简，谈论了当朝的边事已及自己对于边防的认识。
从这一年起，世人逐渐开始将黄庭坚与苏东坡并称为“苏黄”。
黄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地、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但据传黄庭坚曾语：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盖黄庭坚自以为东坡门下弟子矣！
东坡先生大伯的曾孙苏彭娶了丁骘之女，今得子，东坡先生已经成了曾祖，高兴之余赋诗以贺，作为东坡先生的同年，丁骘亦和。
元佑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崩逝 ，赵煦开始亲政。
在亲政后次年即改元“绍圣”，表明绍述的思想。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赵煦，使其心中非常怨恨，这也是他亲政后大力贬斥元佑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赵煦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赵煦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着、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为侍读，想教育赵煦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
更让赵煦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氏也过于严苛。朱氏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赵煦、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1084）才被封为德妃。朱氏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赵煦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氏却只被尊为太妃，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
高太后和元佑大臣所做的一切，对于赵煦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
少年老成的赵煦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佑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赵煦和高太后奏报时，赵煦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赵煦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儿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里，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刘挚等竭力搜寻章惇、蔡确的轶闻，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此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新党进行斩草除根式的清算。
蔡确被贬出朝廷，并遭知汉阳军吴处厚报复而被贬到新州安置。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佑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
赵煦亲政后，首先召回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章惇，追谥王安石为“文”，允许其配享神宗庙廷。还大力打击元佑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东坡兄弟等旧党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一带），甚至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
赵煦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佑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佑时被打击的新党。赵煦在新政中重用章惇、曾布等革新派，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
哲宗为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在亲政后不久即恢复新党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职名。
元佑九年（1094）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四月，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反对新法的执政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章惇成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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