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纪委的朋友，并非因为自身曾有什么污点需要打理，而是源于年少时便种下的情谊。
老陆是我警校的上铺室友。他家里上一代基本都深耕纪检部门，颇有渊源。毕业后，他家里兄弟几个也都分散各地，遍地开花。
老陆之前跟我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经过特殊部门的锤炼，他也慢慢变得更拘谨、小心、稳重了。那个在擒拿课上能单手卸掉假人胳膊的莽撞青年，如今已然蜕变成连衬衫扣子都要系到最顶端的纪检干部。
他在电话里面没多说什么，只是隐隐透露——凭我俩这亲密关系，还是小心为妙，别落人话柄。他也会按规定主动回避，不参与此案。最后又给我约了个时间，让我本人来反映情况。
第三天上午，我登门拜访。
往纪委大院门口一站，门卫大爷就端着茶缸，慢慢悠悠踱来了，开口问我：“哪个组的案子？上午谈话室排满了，你先来签个名吧。”
“大爷，您误会了。”我看他那捉狭的眼神，退后掏出警官证，自证清白，说我不是被约谈的，我是来反映情况的。
说明来意后，我填写一张人名密密麻麻的登记簿，又随着引路人的脚步，穿过层层门禁。
被纪委请去喝过茶的人都知道，这种单位没有科，只有室。所以不要乱叫什么科长，叫主任叫委员叫领导就不会出错。
见到信访室的铜牌，我低调坐下，喝杯茶，欣赏走廊尽头的《八项规定》宣传栏和廉洁报纸。等来人问了我的身份，我很快被请到信访室，那里碎纸机正在吞咽文件，发出干巴巴的嗡嗡声。
屁股还没坐热，又来人把我往楼上请。
就这样，一层一层往上。
最终，我坐到最顶层的接待室。
这里空无一人。
等着吧。
顶楼接待室，很静。像有一团潮湿的棉花堵在我的耳道。室内靠墙各摆一排政商接待的黑色真皮沙发，很硬。我指尖感受着沙发接缝处的针脚，很细腻。一抬头，看见空调出风口垂下的红色流苏微微颤动，在米色墙面上投下摇曳的暗影，很空虚。
我手边是方正的中式茶几，暗红表面擦得一尘不染，摆着几沓最新的《求是》杂志。前面还有银闪闪的旗托。左边党旗，右边国旗。
远处窗台，放了两盘蟹爪兰，正开得漂亮。一盆三月红，一盆贵妃紫。我数了数蟹爪兰的根茎，每一根都被完美修剪成8段茎。
纪委的同志们对细节都有一种可怕的把控力。我见过有人半天写出十万字报告，并保证没有一个错别字（甚至是标点符号），这还仅仅是基本操作。
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过，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凡诸工作，也是如此。
人生路是自己选的，而且只能选择一次。同为警校毕业，我进警局，像老陆这种有细心又有野心的人却选择了纪委。
从我们做出选择那一刻，人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起之前中学聚会，有人在酒席上吹嘘自己哪个朋友最近混得风生水起，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部长。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震惊他在国务哪个部？而不是芸芸海海的公司。
收回思绪。
我百无聊赖，数着蟹爪兰上面的花骨朵。
一，二，三……
数到我的岁数，终于有人来找我。
老陆推门进来时，手里端着玻璃保温杯，外层内胆都被茶叶泡得发黄。老陆的长相本就成熟稳重，今天他又穿了件更显老的灰蓝格子衫，领子一圈洗得发白。
我简单打量着这位阔别几年的室友，心想，他也只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时领导亲自登门？看来要送我一份大礼啊。”老陆微微笑着，端着茶杯，坐在我左前方。
人的心脏生在左边，左前方座位离人的心脏位置最近，因此最有压迫感。一般纪委谈话时，能坐到这个位置的，都是主谈人。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就开门见山道：“我们国宝专案组上月送检了一套玛瑙玉棋子，经鉴定——”
老陆打断我：“这事我们都知道了。赝品总比真品还讲究，毕竟是要送人的。”
我没理他，继续说：“那一共七套棋。三套都在国内。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套，收货方比较特殊，是我们西海古董商会的门卫室。”
“哦？”老陆似乎来了兴趣，“去年三月，西海古董商会就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申请了五千个w的文化扶持基金，年底他们又报批翻修，我看采购清单里有几套二十万的智能棋桌。”
“不说棋桌的事，单说这套棋，我们昨晚在重要名单里——‘3号人员’的私人茶室，搜到了实物。”我掏出手机，推给他，说，“关于‘3号人员’，您还需要更多证据吗？照片都在我这里。”
老陆摇摇头，说现在别急，还没到时候。到时会通知你来送证据的。
我点头同意，又拿出一张照片亮给他看，“‘3号人员’的直系亲属，他已经退休五年的父亲，书房里有一幅吴清源真迹。照片放大后，您还能看到画纸左下折痕处藏着极浅的钢印，那是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编号，这该是抗战时被掠走的那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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