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思忠挨着范祥照，吃力的扬着雪。
范祥照见姬思忠的两只小手儿，和脸冻的通红，两只破旧的棉鞋筒里也灌进了雪，心疼的说道：“思忠别干了，我带着你记工去。告上告上你哪个人叫什么名儿，这个工怎么个记法儿。记完工你就家走，把鞋头子（棉鞋）换了暖乎暖乎，要是不到散班（收工）的时候，你就上场里找你云发、江波叔去，在场里干点活得了。”
姬思忠感激的点了点头儿。
范祥照：“我给你的记工本带着呢吗？”
“带着哪。”姬思忠从棉袄的小口袋里，掏出了记工本和一根铝笔。
范祥照：“走，咱俩打东头挨着个的往西头记，你记住了，千万别落下人儿。”
“嗯，别落下人儿。”姬思忠点了点头重复道。
在离范祥照不远处，有两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妇女也在懒洋洋的，随着人们扬着雪。
头上蒙着土黄色头巾的妇女叫王华，蒙着蓝色头巾的妇女叫刘学静。单看这两个人，无论是身材上还是长相上，都颇有几分姿色。穿着打扮也比队里的，其他妇女社员时尚的多，而且这两个人多少还都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嘴上从来没有饶过人儿。
王华的丈夫叫李廷洲、共产党员，在县公安局给犯人做饭，是一名临时工。每月挣十六块钱的工资，交给生产队六块钱，队里给他记整劳个动力的工分儿，他自已剩十块钱。别小看这十块钱，在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儿，普遍不富裕的情况下，他们家明显的要比其他，社员家里的生活条件强的多。
刘学静的丈夫叫王义，是一名国家正式教师，也是每月挣工资的人家儿。
虽然这两个人的自身条件儿，和生活水平要比他人高出一大截儿，但在生产队里的口碑却不太好。由于他们俩家的家庭条件比较接近，于是她们两个人傍在了一起，可谓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盖子找蛤蜊。
这两个人每天摽在一起，依仗着家庭条件好一些，唯我独尊、盛气凌人、为人办事十分霸道。今天看着某个人不顺眼，就故意找个碴子和这个人打顿架，骂顿海街。明天听某个人说话不入耳，就跟这个人抬顿杠，闹回别扭儿。
这么说吧，王华、刘学静这两个人总是认为，在生产队社员当中，她们说什么话，办什么事都是正确的，别人必须依着，顺着他们俩。否则，她们俩就会合起伙来跟你反、跟你闹、跟你打，活生生的就是两个泼妇、坐地泡。并经常按照自己的想法儿、看法儿，猜忌事儿、猜忌人，给他人编造一些个子无虚有的事儿，来诽谤、陷害、冤枉别人。
俗话说：惹不起、躲的起。队里的社员及街坊四邻视她们俩为灾星、温神一般，平时见着她们俩，都远远的绕着走。而她们俩却是整天是形影不离，好的恨不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村里一位有学问的人给她们俩，取了个别名叫“庆父”。
“庆父”一词源于《左传》，庆父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公子，他一再制造鲁国的内乱，先后杀死了两个国君，当时的人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说法，后人常常把制造内乱的人比之为庆父。
让我们再回到五队，社员田间扬雪的劳动现场。范祥照领着姬思忠，边记工边向一行人们的东头走着。刘学静有气无力的扬了一铁锹雪，尔后东张西望起来，想偷一会懒儿。见范祥照、姬思忠二人，正向人行的东走去。顿时她那个坏心眼子，从她的心底里油燃而升。她扭头对身旁扶着铁锹，同样懒洋洋站着的王华喊道：“他婶子、他婶子。”
王华扭过脸来，看着刘学静。
刘学静冲着向人行东面儿，边记工边走的范祥照、姬思忠努努嘴儿，肆无忌惮、丝毫不加以避讳的正常声音：“他婶子你看，那俩行子(骂人的话)多赛亲爷俩呀。”
王华向东边望了望，酸酸的说道：“嗨、看你说的嫂子，怎么还赛亲爷俩呀？人家本来就是亲爷俩。这全五队社员都知道的事儿，少不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事儿。”
刘学静：“哎，其实我也早看出来了，只是没有说出来。你看思忠这个小杂交的脸盘儿、眉眼儿、耳朵、就连走道儿，都和老行子(指范祥照)一模一样的紧随呀。”
王华：“他在那破鞋大的块地里撒下的种子，不紧随他随谁呀？到什么时候也紧随不了，那个武大郎(指姬和林)。撒下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儿、结什么果儿！”
两个人说完“咯咯咯”的笑了起来。
刘学静、王华笑完以后。
刘学静：“他婶子，你说那个老行子，跟那个窑姐儿(指成桂芝)是多咱睡到一块去的？”
王华：“肯定是有那个小杂交儿(指姬思忠)，之前睡到一块去的呗，也许备不住那个窑姐儿(指成桂芝)，在窑子店里当窑姐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堆睡上了。”
刘学静：“嗯嗯，他婶子你看见没有哇，那个老行子(指范祥照)媳妇儿、小孩都有，他己个又这么大的岁数了，还成天价往窑姐家里跑找窑姐去哪。你说他上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头儿，这么大的精神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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