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深圳深桂香总部会议室。
三个戴金丝眼镜的香港会计师，正对着满桌账本噼里啪啦敲着计算器。领头的林先生突然停下，用钢笔圈住一个数字："卓生，你们这个'传统工艺研究室'，去年开支占营收8%，但直接收益只有2.3%，按国际会计准则要计入亏损部门。"
卓西度还没开口，韦国强已经拍案而起："没有黄师傅的酸水配方，公司品牌价值起码折损一半！"
"品牌价值？"林先生轻笑，翻开评估报告第17页，"我们按收益法计算，深桂香固定资产净值仅82万港元，但郑先生愿意按3000万估值注资，看中的是——"他顿了顿，"工业化复制能力。"
窗外的知了声突然刺耳起来。卓西度注意到报告附录里，自己亲手设计的中央厨房设备被归类为"通用食品加工器械"，而黄炳坤的祖传陶瓮，则被标注为"低值易耗品"。
第二天，香港律所派来的专利律师团，正对技术团队进行"尽职调查"。
"这些发酵参数能形成专利壁垒吗？"首席律师翻着黄炳坤手写的酸水笔记，"美国百事可乐的秘方靠的是商业机密保护，而不是专利公开。"
实验室里，陈立川教授刚培养出的新菌种正在显微镜下蠕动。律师却指着培养皿说："根据香港《专利条例》，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不能申请专利，除非经过基因修饰。"
卓西度与韦国强对视一眼。当晚，他们紧急修改了专利申请文件，将"桂林酸水菌群"描述为"经人工选育的复合菌株培养方法"，并附上267页的实验室干预记录。
"把黄叔的经验包装成科技。"韦国强揉着通红的眼睛，"这比解偏微分方程还难。"
5月的审计风暴来得猝不及防。
深圳市轻工局的王处长带着工作组进驻公司，指着账本问："你们用广西粮油指标采购的早稻米，转手卖给香港关联公司的差价，算不算变相国有资产流失？"
会议室鸦雀无声。卓西度这才知道，当年同学张红旗帮忙搞的"议价粮指标"，实际是国营粮库的计划外配额。
"立即补缴差价！"王处长摔下文件，"否则上市审批肯定卡住。"
深夜的财务室里，会计老周扒拉着算盘珠："要补217万，现金流会出问题..."
卓西度突然抓起电话，拨通了新世界马先生的号码："郑先生不是说有笔'无息借款'吗？条件是我们要接受香港审计团队接管财务部。"
窗外一道闪电劈过，暴雨砸在"深桂香"的招牌上，叮当作响。
六月初，罗湖海关。
卓西度看着香港评估师将中央厨房的德国进口和面机，从账面原值28万港元"调整"到重置价52万；而黄炳坤亲手制作的米粉竹筛，则从"工艺美术品"被重新分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生产工具"，估值暴涨20倍。
"这是合理的价值发现。"评估师推推眼镜，"就像伦敦苏富比拍卖的乾隆瓷碗，泥胚本身不值钱。"
最惊人的操作在品牌估值环节。评估团队将"八桂风味"的商标，与深圳特区"大学生创业典范"的媒体报道挂钩，再乘以未来五年华南地区快餐业增长率，最终算出品牌无形资产价值：1800万港元。
"知道我们买了什么吗？"回程的渡轮上，马先生晃着香槟杯，"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概念股。"
打印出来的招股书草稿堆起来有半人高。
香港公关团队删改了所有敏感词：
- "个体户"改为"民营经济先驱"
- "倒卖电子表"变成"跨境贸易试水"
- 甚至陈伟明的走私案，被表述为"早期合作伙伴因进出口规范认知差异退出"
韦国强盯着被删改的创业史，突然说："这读起来像另一个人的故事。"
"但港交所就认这个故事。"马先生递来金色钢笔，"签字吧，明天递交申请。"
签字笔悬在纸面时，卓西度瞥见附录里的小字：上市后，技术专利将质押给银团贷款人。
中环历山大厦的路演现场，三十家基金经理举着评分表。
卓西度穿着不合身的阿玛尼西装，演示稿上的英文备注用拼音标注发音。当讲到"一碗米粉的工业化革命"时，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突然打断："你们怎么应对肯德基明年进入中国？"
投影仪切换出一张照片——黄炳坤正在实验室带徒弟，背景是智能发酵罐与传统陶瓮的对比图。
"麦当劳有标准化，我们有'标准化的温度'。"卓西度举起温度计，显示38.5℃，"这是老师傅用手测出的最佳发酵温度，现在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会场响起礼貌性掌声，但真正引发骚动的，是他最后展示的北京某部委食堂采购意向书。
1986年9月18日，香港文华东方酒店套房。
投行代表在黑板写下两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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