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州市因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闻名于世，特别是煤炭资源，它的储量和年产量在全国的地级市是排在前几位的，煤炭资源在带动全市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产出了大量的附属产品——人命，每年都有几十人死于矿难。
近几年来，在血的教训下，特别是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安全生产，越来越重视人命，有了决定官员仕途的安全生产问责制，促使越州市的各级官员不得不重视安全生产，特别是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煤矿的生产安全。越州市各级官员虽说怕因发生矿难丢了乌纱帽，但在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在侥幸心理下，很多市县官员还是充当了黑煤窑的保护伞，使安全隐患得不到彻底清除，越州市黑水县关箐矿难就是典型的案例。
在黑水县关箐矿难发生的半年前，越州市富矿县就发生了一起死二十多人的煤矿矿难，在那次矿难发生后，全市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开展了针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大整顿活动，那次市里是痛下决心，要一律取缔和关停全市所有的私小煤窑和存在安全隐患的大中型煤矿，但因有各种利益关系掺杂在其中，在对那些有安全隐患煤矿的关停过程中，真正被关停的并不多，大都是如往常一样采取停产整顿，对安全生产许可证采取不年检，暂时停产，待等风声过后，再花钱找人，恢复生产的办法。关箐煤矿的老板就是采取这种办法，让煤矿得以保留。
关箐煤矿是个年产十多万吨的小煤矿，属个体私营煤矿，此煤矿虽小，但出的煤优质，挖出便是钱，一点不愁销路。煤矿的老板叫程勇，是当地人，就凭程勇能取得煤矿的开采权这点，他的能量和关系就自然是有的。在富矿县发生矿难后的整顿中，他的小煤窑是列入到市里的要关停的名单中的，在市里的督导组面前他也承诺会服从市里的决定，尽快关停煤窑，但私下里他却四处活动，出重金，通过曾经被他喂肥的县煤炭局的领导和县委书记陆伟，让县煤炭局的领导和陆伟出面向市督导组的人员说情，以设备未撤出为由缓几天再关停，这一缓，便保住了煤矿，风声过后，市督导人员撤走时把督促关停的权力交给了县煤监局，县煤监局自然是带有推脱责任的含糊其辞地把督促权交给乡煤监所，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早已和程勇称兄道弟的乡煤监所的一帮人，不但不督促监督程勇关停小煤窑，反而与程勇一起谋划起如何应付市里的复查和尽快把小煤窑的生产搞起来。
整顿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在小煤窑已私自偷偷复产的情况下，程勇再次出重手，打动了陆伟，经陆伟默许，接着更是大张旗鼓、光明正大的无证生产了起来。此后的县、乡两级煤监部门早已不知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成了程勇通风报信的内奸。每当有省市检查组到县上时，他们及时给程勇通风报信，提前关闭煤矿，封堵井口，造成煤矿已停产废弃的假象，更是想尽办法，找理由、使用各种手段使其不能到煤矿上实查，这些手段中，酒色是必不可少和最有效的办法。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陆伟根本没有想过关箐煤矿会发生矿难，没想过会死人，他想着的是拿着程勇送的巨款给自己铺政治高速路，尽快高升，离开黑水县。
一年后，在陆伟刚刚调到一个县级市当书记，关箐的矿难发生了。矿难发生后，程勇被立即控制了起来，他知道祸闯大了，在省领导都要在国家安监局的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面前点头哈腰的情况下，自己的那点关系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不等问话并供出了陆伟和相关的涉案人员。陆伟及相关责任人自然是受到了相应的惩处，陆伟成为了短命的书记，只是不同的是，因为陆伟有那大大的公职和党员的厚重外衣，更重要的是从程勇手中收受的巨额贿赂，不知其中的一部分送给了一些谁，是那些个谁也起了作用，当然那些个谁陆伟是不能说的，也是不能查的，因为那种连锁反应是会捅到天上的，谁也不能把天给搞通了，所以他只是被双开，只伤及到名声而已，没有伤及到自由，更没有伤及到肉体，而那些县乡煤炭安全生产的监管人员，就大都失去了人身自由。
官场的好玩和微妙在于，一些老百姓看似不相干的人和人、人与事之间的事，在暗地下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就拿黑水矿难来说，有官员是捂着嘴的笑，甚至还觉得事不够大，而有的官员就只能哭了，如陆伟。在那些暗中捂着嘴笑、觉得事还不够大的官员中，刘纪荣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笑是觉得市长保兴栋差不多玩完了，下一届的市长张洁明更有把握，他觉得事不够大，是认为按玩法死四十多人，一般情况下，还不能立即撤了保兴栋的职，张洁明还不能提前上位。
接报黑水矿难后，高滇滇和保兴栋第一时间赶到了矿难现场，在随之而来的各级领导面前，似乎有意三天三夜不洗脸剃须，做出一副痛心疾首，自责的嘴脸，一边满脸悲痛、焦急的陪着各级领导，一边跑前跑后，卖力的指挥施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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