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家具城刚开门，他们从销售员的口中得知了我陪老板刘芸去了酒店的信息。
他们一路赶到了酒店，服务员在他们的催逼下，把他们带到了我为刘芸开的房间。
这件事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作为一名在当地受人关注的企业家，刘芸实在无法在县城继续生活下去。她选择将所有产业以较低的价格出让，带着上初中的女儿搬到了外地。
而我在张芳芳声泪俱下的声讨下，在岳父岳母声色俱厉的谴责下，灰溜溜地逃回农村家中蛰伏了一段时间。
虽然岳父岳母极度怂恿张芳芳和我离婚，但张芳芳以孩子太小为理由顶了回去，给了我们这个家庭苟延残喘的机会。
但严酷的现实是，我又成了无业游民，比下岗时处境更糟的是我已经声名狼藉，没有谁还愿使用一个对雇主下手的渣男。
这也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没有收入的我，在张芳芳的整日抱怨和挖苦中终于爆发，我义无反顾的提出了离婚。
张芳芳应该是哀莫大于心死，在权衡利弊后答应和我离婚，条件是我净身出户，儿子的抚养权归她。
我被愧疚和良知折磨得形销骨立，为了逃离窒息的现实，毅然选择了全盘接受。
放弃儿子的抚养权，成了我父母至今都无法释怀的心结。
在我事业蒸蒸日上之后，母亲还会经常暗自垂泪，觉得儿子不在身边是我一生无法弥补的缺憾。
离婚后，为了按时给付每月500元的抚养费，我选择了背井离乡，前往寝室老八所在的城市。
他正经营着一家网吧，热切地期盼我去给他做一名网管。
离婚后，我和张芳芳并没有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冤家。有了儿子这个纽带，我们还会时不时联系。
大概是离婚一年多后，张芳芳得知我沉沦在颓废荒唐之中无法自拔时，曾提出过破镜重圆。
她说她把儿子放在岳母家里，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即使我什么不干，也能维持生活。在她心目中，一个完整家庭的象征意义比本质意义更为重要。
在彷徨绝望黑洞里苦苦挣扎的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明白暂时的包容无法弥合我和她之间巨大的鸿沟。
在我事业有了起色以后，只要她在经济上有所求，我都力所能及的满足了她。
只是在儿子高中毕业要去澳洲留学这件事上，我和她产生了严重分歧。
我当然不是怕承担高昂的学费，而是我认为关宁宇学成报效国家的意愿不大，大概率会留在国外定居。
张芳芳坚持己见，我就不再阻挠。
果然，关宁宇毕业后留在了当地。为此，张芳芳整日以泪洗面，毕竟儿子是她这一生的全部，为此她从未再婚。
我在与关宁宇的越洋电话里，把张芳芳这一生含辛茹苦把他带大的苦痛告诉了他。儿子还算良心未泯，为她办理了投亲移民，他们母子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
唐晓梅说张芳芳和千千万万普通女人一样，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她们只是追求一种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平凡生活。这种最低的需求我都没有给予，在这段婚姻里我完全是过错方。
我没有争辩。
唐晓梅最后把我的这段婚姻定义为：薄情寡义的初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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