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站起来，踱到张晓东身边说：“张县长，我在来得路上反反复复考虑过这件事，有些不成熟的想法……”
他用急切和鼓励地眼神看着我，说：“接着往下说。”
我说：“物流园的建设用地咱们当时是白纸黑字承诺零地价供萧城钢构使用的，现在被政策卡在那，想解决我看只好打擦边球了。”
他疑惑地看着我问道：“怎么个打法？犯规后被罚的概率有多大？”
我说：“我不是搞土地政策的，无法知道挨罚的板子有多重。”
他犹豫一下，抄起办公桌上的电话：“于秘书，通知刘县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他挂断电话不一会儿，副县长刘修文匆匆进了屋。
刘修文是一位曾在土地局担任过局长职务的学者型官员，以其深厚的政策理解与业务专长着称。他性格严谨，不苟言笑，坚守原则，是官场中一股清流。在那个时代，土地局局长常被戏称为“土地爷”，因手握批地大权而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然而，刘修文却洁身自好，凭借其清正廉洁的作风与卓越的业务能力，逐步晋升为了副县长。
尚未等刘修文开口，张晓东便急切地说道：“开发区关主任有些想法，刘县长，你给把把关，看看这些想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如果违规，那性质是否严重？”
刘修文点点头。
张晓东用眼神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我说：“关于物流园这块地，我初步有个想法，还想请刘县长从法规政策的角度给予指导。”
刘修文沉吟片刻，缓缓说道：“在你具体说之前，我想先谈谈我的看法。关于物流园这个项目，原计划是通过土地划拨的方式，将土地以零地价转让给企业。当初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就已经表达了我的保留意见。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土地法和相关规定，法律明文要求，划拨土地必须用于公益事业，而不允许用于经营性项目。当然，各地方都在尝试各种变通手段，但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政策不但没松动，反而是进一步强化了法律的严肃性，对法律条款进行了更为规范和细致的阐述。”
张晓东说：“过去的事就不说了，责任在我。但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还要解决，招商引资总不能半途而废。只要出于公心，将来出了事，该打该罚由我顶着。宏军，你继续说吧。”
我试探性地提出：“能不能把这块地划拨出来，以建应急物资储备中心的名义，由企业建设，并与企业签订长期的《租赁合同》，由企业向政府象征性的支付租金，再以财政补贴返还租金……”
话音未落，刘修文便打断了我的话，他的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坚决不行，这种把经营性项目包装成公益项目的方式严重违反法规政策，也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但有违规违纪的风险，严重一点相关责任人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见这一方案难以走通，我迅速转换思路：“那就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与企业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用途为“物流仓储”，再通过补充协议明确企业自筹资金建设物流园后，政府返还全部出让金。”
刘修文还是摇摇头：“这次文件要求经营性项目土地转让必须走招拍挂程序，协议转让这条路走不通。即使是协议转让，这里面还存在阴阳合同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土地出让金未全额上缴国库，构成截留财政资金，是一种财政违法行为。南方某县曾经这么搞过，结果被上面挂牌督查，企业补了转让金，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处分。”
听到这里，张晓东和王雁书的脸上都不禁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我的两个提案均遭到了刘修文的否定，但我并未因此沮丧，反而内心燃起了一股愈挫愈勇的斗志：“那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尝试采用PPP模式。”
此言一出，包括张晓东在内的三人皆是一怔，张晓东率先发问：“这种模式我略有耳闻，但具体该如何操作？”
王雁书与刘修文也投来了探寻的目光。
我解释道：“PPP，即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中文的意思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通过评估土地价值，以土地入股等方式与企业携手合作。企业负责全额投资建设及运营，而政府则通过分红的形式获取收益。”
若干年后的2014年，PPP模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系统性解决了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效率低下、资金短缺、风险单一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开始建设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这当然是后话。
刘修文听后，眼中闪过一丝光芒：“关主任这个提议颇具可操作性。去年国家发布的《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鼓励政企合作共建物流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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