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的华夏大地，犹如被烈火炙烤的荒原，土地兼并的狂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蒙古贵族早已褪去马背民族的豪迈，化身成为贪婪无度的封建大地主，他们伸出巨爪，疯狂掠夺着大片田土，如同饕餮般吞噬着天下的膏腴之地。
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在登基之前，为了彰显自己的“忠心”与“实力”，大手一挥，将七千顷肥沃的土地献给朝廷。这七千顷土地，阡陌相连，一望无际，是无数农民世代耕耘的家园，却在帝王的权力游戏中，轻易地改变了归属。而到了元顺帝时期，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经朝廷之手转拨给大臣伯颜，数量竟也高达五千顷。这些被堂而皇之献纳和拨给的土地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被蒙古贵族私吞、霸占的田土，其数量之巨，超乎想象。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农民的血汗，每一块田亩都承载着百姓的悲苦，却成了贵族们炫耀财富与权力的筹码。
元朝皇帝为了稳固统治，笼络蒙古王公，自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便将金银珠宝与广袤田土当作拉拢人心的工具。元世祖时期，政府赏赐给大臣的田地，一次不过百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贪欲如同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遏制。赏赐的田地数量不断攀升，从百顷增至千顷，再到万顷。起初，赐田的区域多集中在北方，那里虽土地广袤，但历经战乱，民生凋敝。后来，贵族们的目光逐渐转向江南，苏州、杭州等鱼米之乡，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了贵族们竞相争夺的“肥肉”。他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纷纷向这片膏腴之地伸出魔爪，将江南的良田美宅收入囊中，让原本富足的江南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蒙古贵族将从农民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以极其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在他们眼中，农民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是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奴隶。元武宗时期，那些皇帝身边的“近幸之人”，凭借着皇帝的宠信，为他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这些土地租给农民后，每年竟要收取五十万石租粮，平均下来，每亩土地的租金高达四石。
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四石粮食几乎是一户农民一年的全部收成。农民们在沉重的租税下，如同被压弯脊梁的骆驼，苦苦挣扎，稍有不慎，便会陷入绝境。
淮南王的家人在扬州更是横行霸道，他们广占田土，仗着主子的权势，时常派人骑着高头大马，在各乡之间横冲直撞。他们名为“索债征租”，实则行剽掠之事，所到之处，农民们惊恐万分，麦禾被肆意践踏，家园被洗劫一空，哀嚎声与哭喊声回荡在乡间田野，久久不散。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更是野心勃勃，他公然请求皇帝将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自己的兄弟和女婿，然后层层转租给农民。这一操作，使得农民们遭受的剥削愈发沉重，如同陷入无尽的深渊，永无出头之日。
在蒙古贵族疯狂兼并土地的同时，汉族大地主也不甘示弱，兼并之风愈演愈烈。以福建崇安县为例，当地承担田税的民户共有四百五十家，每年需缴纳六千石粮食。然而，其中五十家地主大户，竟承担了五千石的税额，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他们，却牢牢掌控着六分之五的土地。这些大地主们，如同盘踞在地方的恶势力，他们不仅残酷剥削佃户，还想尽办法逃避国家的赋役。
在江南地区，田主们的剥削手段更是花样百出。除了向佃户征收高额租粮外，还随意摊派丝料，强行勒收附加粮。更过分的是，他们竟迫使佃户代替自己服差徭，将佃户当作免费的劳动力随意驱使。有的地主为了逃避差役，还使用“飞洒”“诡寄”等卑劣手段，将赋税和差役转嫁给普通百姓。这一系列恶行，导致赋役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最终出现了“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的残酷局面。在北方地区，同样因赋役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富者田连阡陌，财富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贫者却无立锥之地，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求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悲剧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
土地的高度集中，残酷的剥削压迫，使得元朝末年的社会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如同地底涌动的岩浆，随时都有可能喷发，一场足以颠覆元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正在黑暗中积蓄力量，只待时机成熟，便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
元朝末年的朝堂之上，奢靡之风如瘟疫般迅速蔓延，将整个统治集团裹挟其中。朝廷用度日益奢靡无度，宛如一只永远无法填满的饕餮巨口，无情地吞噬着国家的财富，使得曾经看似强大的帝国，逐渐陷入了财政崩溃的泥潭。
在元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奢侈腐化已然成为一种病态的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对百姓的搜刮无所不用其极，每年从民间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本应用于国计民生，却大部分都被挥霍在无节制的岁赐和荒诞的“做佛事”之中。元武宗时期，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钞二百八十万锭，然而，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位还不到一年，便大手大脚地花掉了八百二十余万锭。这些钱财如流水般被挥霍，仿佛是一场无止境的豪赌，完全不顾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百姓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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