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款更加轻便的，即使在火力上不能与马克沁重机枪的火力媲美，但是一定要轻并且可靠性要高，这款枪要保证即便被泥泞浸湿我们的机枪也不会因此哑火。”
戚云川的要求被各个军工集团所收到，但是这样的要求对于他们而言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根本无法做到。
就在各大军工集团都在为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焦头烂额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以机械维修为生的小作坊却递交了一份奇特的设计方案。这份方案出自一位叫张寿山的老匠人之手，他曾在德国留过学，所学专业正是机械制造。
"这是什么？"戚云川盯着桌上那份粗糙的设计图纸，眉头紧锁。图纸上的机枪构造与他见过的任何一款都不同，采用了气动原理，枪机结构极其简单，甚至就是钢材也不是像步枪一样需要军用钢，而是普通的建筑钢材就能做到。看外貌甚至不能将其称为是一款机枪，因为它根本没有机枪该有的任何特征，若非要将它称为机枪，便只有一个那就是高射速。
可惜唯一的缺点就是寿命太短只有3000发子弹的寿命，枪管便会因此报废。
戚云川将图纸翻来覆去地端详，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这款机枪虽然寿命短得令人咋舌，但其简单的构造和廉价的制造成本却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
因为其重量只有9.8kg完美满足该枪只需要一个士兵便能承担起全部重量，那3000发子弹的寿命带来的不只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首先是大大降低了士兵需要携带的子弹重量与后勤压力，别说泥泞就算是把这把枪丢进水里泡它几分钟它也能照样射击，其射击精度与未泡水之前的准度在十厘米之间。并且最重要的一点：便宜，并且要制造它甚至不需要兵工厂，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民用的机械工厂也可以轻松制作出来。
这是一款完美符合伞兵的机枪。
戚云川的手指在图纸上那简陋的枪管部分轻轻敲击着，三千发子弹的寿命，短得像个拙劣的玩笑。然而，他那双深邃的眸子里，却燃起了一簇野火。“就它了！”他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里的水都晃了出来。
最终新机枪被命名为伞兵机枪“蜂鸟”，意为伞兵专用机枪以及像蜂鸟一样小巧且轻便。
就这样明帝国在1907年的春节缓缓度过，迎来了属于它的3月。
对于明帝国而言这个3月与以往的3月没有任何不同，非要说的话那便是：伊里奇与托洛茨基闹掰了。两个人就共产主义在民众民族问题上吵了起来。
伊里奇主张的是：革命无民族界限，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对抗资产阶级。
而一向没有任何民族意识的托洛茨基却投了伊里奇的反对票。
他已经在瀛洲快生活的一年，虽然在这一年里他每天不是在将郑清璿交给他的“赫利俄斯”的学生们训练为保卫新苏维埃的政委就是在各个工厂来回奔走调查工人情况。这个远东带给他的震撼不亚于瓦特发明新蒸汽机给世界带来的震撼。
他曾以为，所谓的民族情感不过是统治阶级用以愚弄民众的廉价鸦片，一旦工人阶级觉醒，这层虚妄的薄纱便会轻易被撕碎。然而，在瀛洲，在这片古老帝国的远东边缘，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但是在远东，特别是在瀛洲他见识到了不一样的一面，首先是郑清璿只是给了他们本来就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便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即便托洛茨基告诉这群工人：这是资产阶级给他们的裹着蜂蜜的毒药。可结果呢？来加入他新苏维埃的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一，而更可笑的是那些来参加新苏维埃的百分之一的工人加入的原因也不过是他们认为托洛茨基能代表他们向郑清璿发声。
这一次次的挫败让他不由得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并在1906年10月借助妻子娜塔莉亚的手在伦敦发表了一篇名为：《论殖民地实行共产主义是否应该遵从当地人民的意愿》的文章。文章一经发出便引发了整个欧洲左派的震动。
当然这篇文章也导致了伊里奇在《火星报》上严厉指责托洛茨基的思想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托洛茨基本人对此好像并不是很在意的样子，相反他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如此写到：在两个国家民族矛盾大到无法忽视时，要求两国无产阶级放下民族矛盾转而向阶级矛盾开枪这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于是这一切在1907年3月，托洛茨基借妻子娜塔莉亚在伦敦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在文章中托洛茨基借用了普法战争后法国国内的仇德情绪与远东的满汉矛盾来表达出：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应该由先解决完民族矛盾后再解决阶级矛盾，这是完全符合民众情绪的做法。
这样的思想甚至是引发了娜塔莉亚对托洛茨基的担忧，她曾一度要求要带着孩子来远东照顾托洛茨基。
法国人自然对这篇文章是爱不释手，他们甚至要求政府放弃对沙皇的支持重修和明帝国的关系。而俄国人呢？他们现在对托洛茨基的恨已经不是期望他死了，而是最好被明帝国亲手像法国人砍下路易十六头一样送上绞刑架。英国人呢？他们就像他们的“大陆均势”政策一样在另一边看着这些左派吵来吵去并乐在其中。
至于伊里奇夫妇则是在瀛洲和托洛茨基大吵一架后分道扬镳。
于是在1907年3月底，第三国际在大阪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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