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8日深夜,乌鲁木齐市的气温已带着深秋的寒意。
何家人的客厅里,灯光惨白,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焦虑。
两天前,32岁的何美玲穿着新买的米色风衣,拎着黑色手提包,开着自家的标志505小轿车出门应聘,从此杳无音信。
“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死寂,何美玲的丈夫陈建军几乎是扑过去接起电话。
听筒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冰冷的声音,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家的车,现在在41公里公路桥旁。”
“你是谁?我妻子在哪里?”陈建军的声音颤抖着追问。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随即挂断,只留下忙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
“不好!美玲出事了!”陈建军猛地站起身,抓起外套就往外冲。家人紧随其后,连夜赶往41公里公路桥。
夜色深沉,公路两旁的白杨树影影绰绰,如同鬼魅。
当那辆熟悉的白色标志505出现在视野中时,陈建军的心沉到了谷底——车门虚掩,车内空无一人,副驾驶座上还残留着何美玲的一缕长发,挡风玻璃上蒙着薄薄的灰尘,仿佛在诉说着主人的失踪。
报警电话在凌晨一点拨通,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刑侦支队队长李伟蹲在车旁,仔细勘查着每一个细节。
“车辆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内饰整齐,不像发生过激烈搏斗。”他站起身,眉头紧锁,“这更像是熟人作案,或者是受害人自愿下车后失联。”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何美玲的家人提供了关键线索:1999年9月4日,在家待业的何美玲通过当地广播电台发布了一条求职信息,希望寻找一份小车司机的工作。
信息发出后不到一小时,就有一个自称“需要专职司机”的男子与她取得联系,约定9月6日上午九点见面应聘。
“她当时特别开心,说终于能重新工作了。”何美玲的妹妹何美娟红着眼睛回忆,“她特意翻出了最喜欢的风衣,还化了淡妆,说应聘要留个好印象。”
谁也没想到,这场充满希望的应聘,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夺命陷阱。
为了摸清何美玲的社交圈,警方走访了她的数十位亲友和邻居。几天后,一位名叫董倩的女士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董倩是何美玲的高中同学,两人关系要好,几乎无话不谈。
“9月6号上午十点左右,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董倩坐在警局的询问室里,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自己是玲玲(何美玲的昵称)的朋友,想搞货物托运,需要一个翻译,问我能不能帮忙。我当时没多想,只说下午有事,没时间。”
半小时后,何美玲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带着一丝急切:“倩倩,我那个朋友给你打电话了吧?他确实需要翻译,你现在能不能过来一趟?我们俩一块儿去见客户。”
董倩有些为难,她下午已经约了人处理家事,只能婉拒:“玲玲,真不好意思,我这边实在抽不开身,要不你让他再找别人试试?”
何美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笑着说:“没事没事,那我再想想办法。” 董倩当时并未在意,直到听说何美玲失踪,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更让警方在意的是,第二天上午,那个陌生男人竟然直接找到了董倩家楼下。
“他给我打电话,说就在楼下,想和我谈谈翻译的事。”
董倩的声音带着后怕,“我想着玲玲之前打过招呼,就下楼了。他大概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说话带着点陕西口音,穿一件灰色夹克,看起来挺老实的。”
两人在楼下的花坛边聊了十几分钟。“他说要往国外托运货物,我问他往哪个国家运,他含糊其辞地说‘赣州国家’,还说那边的人都穿长袍。”
董倩皱着眉,“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根本没有什么‘赣州国家’,而且穿长袍的话,大概率是中东或者中亚的国家,但他连具体名字都说不出来,我就更怀疑了。”
董倩以“确实没时间”为由再次拒绝了对方,男人没有强求,只是眼神有些阴冷地看了她一眼,转身离开了。
“现在想起来,他那个眼神太吓人了,像是要把人看穿一样。”董倩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根据董倩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即前往她所说的男人曾经居住过的干部招待所。
服务员在听完警方的描述后,恍然大悟:“哦,你们说的是他啊!这个人之前经常来这儿住,有时候住一两天,有时候住一礼拜,行踪挺神秘的。不过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来了,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
住宿登记本上,一个名字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杨丞斌。登记信息显示,他是陕西潼关人,1996年来到新疆。
“这个杨丞斌,有重大作案嫌疑!”李伟拍了下桌子,“立即围绕杨丞斌展开调查,查清他的落脚点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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