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8日深夜，乌鲁木齐市的气温已带着深秋的寒意。
何家人的客厅里，灯光惨白，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焦虑。
两天前，32岁的何美玲穿着新买的米色风衣，拎着黑色手提包，开着自家的标志505小轿车出门应聘，从此杳无音信。
“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死寂，何美玲的丈夫陈建军几乎是扑过去接起电话。
听筒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冰冷的声音，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家的车，现在在41公里公路桥旁。”
“你是谁？我妻子在哪里？”陈建军的声音颤抖着追问。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随即挂断，只留下忙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
“不好！美玲出事了！”陈建军猛地站起身，抓起外套就往外冲。家人紧随其后，连夜赶往41公里公路桥。
夜色深沉，公路两旁的白杨树影影绰绰，如同鬼魅。
当那辆熟悉的白色标志505出现在视野中时，陈建军的心沉到了谷底——车门虚掩，车内空无一人，副驾驶座上还残留着何美玲的一缕长发，挡风玻璃上蒙着薄薄的灰尘，仿佛在诉说着主人的失踪。
报警电话在凌晨一点拨通，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刑侦支队队长李伟蹲在车旁，仔细勘查着每一个细节。
“车辆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内饰整齐，不像发生过激烈搏斗。”他站起身，眉头紧锁，“这更像是熟人作案，或者是受害人自愿下车后失联。”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何美玲的家人提供了关键线索：1999年9月4日，在家待业的何美玲通过当地广播电台发布了一条求职信息，希望寻找一份小车司机的工作。
信息发出后不到一小时，就有一个自称“需要专职司机”的男子与她取得联系，约定9月6日上午九点见面应聘。
“她当时特别开心，说终于能重新工作了。”何美玲的妹妹何美娟红着眼睛回忆，“她特意翻出了最喜欢的风衣，还化了淡妆，说应聘要留个好印象。”
谁也没想到，这场充满希望的应聘，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夺命陷阱。
为了摸清何美玲的社交圈，警方走访了她的数十位亲友和邻居。几天后，一位名叫董倩的女士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董倩是何美玲的高中同学，两人关系要好，几乎无话不谈。
“9月6号上午十点左右，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董倩坐在警局的询问室里，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自己是玲玲（何美玲的昵称）的朋友，想搞货物托运，需要一个翻译，问我能不能帮忙。我当时没多想，只说下午有事，没时间。”
半小时后，何美玲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带着一丝急切：“倩倩，我那个朋友给你打电话了吧？他确实需要翻译，你现在能不能过来一趟？我们俩一块儿去见客户。”
董倩有些为难，她下午已经约了人处理家事，只能婉拒：“玲玲，真不好意思，我这边实在抽不开身，要不你让他再找别人试试？”
何美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笑着说：“没事没事，那我再想想办法。” 董倩当时并未在意，直到听说何美玲失踪，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更让警方在意的是，第二天上午，那个陌生男人竟然直接找到了董倩家楼下。
“他给我打电话，说就在楼下，想和我谈谈翻译的事。”
董倩的声音带着后怕，“我想着玲玲之前打过招呼，就下楼了。他大概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说话带着点陕西口音，穿一件灰色夹克，看起来挺老实的。”
两人在楼下的花坛边聊了十几分钟。“他说要往国外托运货物，我问他往哪个国家运，他含糊其辞地说‘赣州国家’，还说那边的人都穿长袍。”
董倩皱着眉，“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根本没有什么‘赣州国家’，而且穿长袍的话，大概率是中东或者中亚的国家，但他连具体名字都说不出来，我就更怀疑了。”
董倩以“确实没时间”为由再次拒绝了对方，男人没有强求，只是眼神有些阴冷地看了她一眼，转身离开了。
“现在想起来，他那个眼神太吓人了，像是要把人看穿一样。”董倩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根据董倩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即前往她所说的男人曾经居住过的干部招待所。
服务员在听完警方的描述后，恍然大悟：“哦，你们说的是他啊！这个人之前经常来这儿住，有时候住一两天，有时候住一礼拜，行踪挺神秘的。不过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来了，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
住宿登记本上，一个名字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杨丞斌。登记信息显示，他是陕西潼关人，1996年来到新疆。
“这个杨丞斌，有重大作案嫌疑！”李伟拍了下桌子，“立即围绕杨丞斌展开调查，查清他的落脚点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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