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控制：丹麦国家银行被强制向德国提供1.2亿马克贷款，货币与德国马克绑定，汇率被人为压低20%
政治控制方面，德国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允许丹麦保留国旗、国歌和部分文化传统，以缓和民众抵触；另一方面通过盖世太保丹麦分部（驻哥本哈根）镇压抵抗运动，1940-1945年间，约5000名丹麦人被关进集中营，123人被处决。
（三）傀儡政权的历史悖论
丹麦傀儡政权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相：
- 合作与抵抗的交织：政府部分官员暗中支持抵抗运动，如1943年丹麦警察拒绝协助德军逮捕犹太人；但也有政客积极配合德国，如斯卡韦尼乌斯在1941年主动对苏宣战
- 王室的象征性抵抗：克里斯蒂安十世坚持每日骑马巡视哥本哈根，拒绝佩戴纳粹臂章，这种非暴力抵抗成为丹麦民族精神的象征
- 民众的矛盾心态：初期民众对傀儡政权持观望态度，1943年后随着德国压迫加剧，85%的丹麦人支持抵抗运动，形成"表面合作、实际抵抗"的独特模式
（四）政权终结与历史影响
1945年5月5日，丹麦傀儡政权随着德军投降而瓦解。瑟韦林内阁因"通敌罪"被解散，德国任命的军事总督贝斯特被逮捕。战后丹麦进行了大规模政治清算，1.4万人被起诉，其中36人被判处死刑（实际执行5人）。
丹麦傀儡政权的历史留下了深刻教训：表面自治的伪装无法掩盖主权丧失的本质；在强权面前，中立政策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同时，丹麦民众在压迫下的抵抗精神，为战后国家重建奠定了心理基础。这段历史也成为研究二战傀儡政权的典型案例，其"有限合作-消极抵抗"的模式，有别于法国维希政府的完全投靠，具有独特的历史研究价值。
从军事溃败到政治傀儡化，丹麦在1940年4月经历的剧变，不仅改变了国家命运，更成为二战北欧战场的关键转折点。这场四小时的战争及其政治后果，揭示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无奈，也展现了民族精神在压迫下的不屈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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