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论说：穰侯拥立秦昭王，消除了秦国的祸患，推荐白起为将领，向南夺取了鄢、郢等地，向东扩展领土到齐国，让天下诸侯都来朝拜侍奉秦国。秦国能变得更强大，穰侯是有功劳的。虽然他专权放纵、骄傲贪婪，足以招来灾祸，但也不至于像范雎说的那么严重。像范雎这样的人，也不是真心为秦国谋划，只不过是想取代穰侯的位置，所以才抓住机会排挤他。结果让秦王断绝了母子情义，失去了舅甥之间的恩情。总之，范雎真是个危险的人啊！
评论
这段历史叙事聚焦战国中后期秦、赵、魏等国的权力博弈与政治变革，以赵奢执法、阏与之战、范雎崛起等事件为脉络，深刻展现了乱世中的制度困境、军事智慧与人性复杂，同时也暗含司马光对历史兴衰的深刻思考。
一、法治实践：赵奢执法背后的制度革新
赵奢铁面无私惩治平原君家拒税一事，堪称战国时期法治精神的典范。在贵族特权根深蒂固的时代，赵奢以“法削则国弱”的论断，将法治提升至国家存亡的高度。他敢于处死平原君九名亲信，不仅展现出执法的果敢，更体现了对制度公平性的坚守。平原君从震怒到赏识的态度转变，折射出战国贵族阶层对国家利益与个人特权的权衡——当法治成为强国的必由之路时，开明贵族也不得不让步。这一事件为赵国“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奠定基础，证明 唯有打破特权枷锁、维护法律权威，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军事谋略：阏与之战的战略智慧
阏与之战中，赵奢以“两鼠斗穴，勇者胜”的决断力扭转战局，其战术运用充满智慧与胆识。他先以“坚壁增垒”迷惑秦军，故意制造怯战假象，待敌方松懈后突然“卷甲而趋”，实现军事奇袭；许历提出的“厚集其陈”“先据北山”等建议，进一步完善作战策略，展现基层将领的战略眼光。这场战役不仅是勇气的较量，更是心理战与谋略战的完美结合， 印证了《孙子兵法》中“兵以诈立”的核心理念，也为后世军事指挥提供了经典范例。
三、权谋与人性：范雎的双面人生
范雎的崛起之路充满戏剧性与争议性。他因遭魏齐陷害而流亡秦国，以“远交近攻”之策获得秦王赏识，其战略眼光不可否认——该策略精准指出穰侯伐齐的弊端，为秦国统一六国指明方向。然而，他驱逐穰侯、太后等“四贵”的动机，实则掺杂着强烈的个人恩怨与权力欲望。司马光犀利批判其“倾危之士”本质，恰在于范雎借君主集权之名，行铲除政敌、谋取高位之实，甚至不惜破坏秦国宗族关系。此外，他对须贾、魏齐的残酷报复，将私人恩怨凌驾于国家外交之上，暴露出战国士人在权力漩涡中道德底线的崩塌。
四、权力结构的嬗变：从贵族共治到君主集权
秦宣太后、穰侯等“四贵”长期把持朝政，形成“无王”之实，这一现象反映了战国时期贵族政治的固有矛盾： 权力分散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利益集团固化威胁君主权威。范雎敏锐捕捉到这一矛盾，以历史教训（如淖齿乱齐、李兑囚赵主父）说服秦王集权，推动秦国政治向君主专制转型。尽管其动机不纯，但这一变革客观上增强了秦国的行政效率与国家凝聚力，为后续统一六国奠定制度基础。然而，司马光的评论也警示： 过度集权可能导致权力失衡，引发新的政治危机。
五、历史观的折射：司马光的价值判断
司马光对穰侯与范雎的评价，体现了《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编纂宗旨。他既肯定穰侯对秦国崛起的贡献，又批判其“专恣骄贪”；对范雎的谋略虽有认可，但更着重揭露其“倾危”本质。这种辩证视角表明， 在司马光看来，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仅以成败论英雄，更应考量其行为的道德动机与长远影响。战国乱世中，功利主义盛行，而司马光通过史论强调道德与制度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借鉴。
这段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战国时期政治、军事、人性的多重面相。从法治建设到军事谋略，从个人恩怨到权力博弈，其蕴含的历史智慧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任何时代的变革，都需在制度、利益与道德之间寻求平衡，方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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