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日晚，松花江永吉屯的夜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春雨。张永江家东屋的炕烧得热腾腾的，五个从长白山来的年轻人围坐在炕桌前，听老人讲他五十多年的打鱼人生。
屋外雨打窗棂，屋内灯火摇曳。张永江盘腿坐在炕头，手里摩挲着一根已经磨得发亮的枣木烟袋杆。这杆烟袋跟了他四十年，烟锅换过三次，烟嘴换过五次，但杆子还是原来那根。
“我十六岁第一次上船，”老人吐出一口烟，烟雾在灯光下袅袅升起，“那是一九四一年，日本人还在的时候。我爹说：‘小子，该学吃饭的本事了。’就把我带上了船。”
他的声音低沉平缓，像松花江的水，看似平静，底下却有暗流涌动。
“那时候的松花江，鱼真多啊，”张永江的眼睛望向窗外的雨夜，仿佛能穿透黑暗看到几十年前的江面，“开江的时候，江面上漂的鱼，密密麻麻，像是下了层鱼雨。一网撒下去，能拉上来几百斤。最大的鲤鱼，有这么大——”
他张开双臂比划，“一米多长，四五十斤重！四五个人才能抬得动。”
大柱听得直咂舌：“四五十斤的鱼？那得长多少年？”
“至少二三十年，”老人说，“鲤鱼长寿，能活七八十年。老辈人说，江里有条鲤鱼精，活了上百年，比船还长。我爹见过一次，说那鱼的脊背露出水面，像一段木头。但没人敢打——打鱼精，要遭报应的。”
刘二愣子给老人的茶碗续上热水：“张大爷，您这辈子打过最大的鱼是多大？”
张永江想了想：“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在二道江口打上来一条哲罗鱼，五十八斤。那家伙，跟半大孩子差不多长。拖上船的时候，船都跟着晃。”
他站起身，从柜子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张永江站在一条大鱼的旁边，鱼比他腰还粗。尽管照片已经模糊，但依然能感受到那条鱼的巨大。
“哲罗鱼是冷水鱼，肉最鲜，能生吃，”老人指着照片说，“但性子烈，出水后还能蹦跶半天。那天它一尾巴扫过来，把我腿上扫掉一大块皮。”他挽起裤腿，小腿上果然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像条蜈蚣。
“后来呢？鱼怎么处理的？”孙小虎一边记录一边问。
“卖给国营饭店了，”张永江说，“那时候鱼不值钱，五十八斤的哲罗，只卖了二十块钱。要搁现在……得值几百块。”
“现在还能打到那么大的鱼吗？”
老人摇头：“难了。这几年，别说五十八斤，十斤以上的都少见。江里的鱼，一年比一年小，一年比一年少。”
雨渐渐大了，敲在窗上噼啪作响。张永江的故事，也随着雨声流淌出来。
他讲了一九四七年松花江发大水，江水漫过江堤，把整个永吉屯都淹了。渔民们划着船在街上捞鱼，从房顶上、树杈上都能捡到鱼。但大水也冲走了不少人家，张永江的二叔就是在那个时候没的。
“江啊，养人，也害人，”老人叹口气，“你敬它，它给你鱼吃；你不敬它，它能要你的命。”
他讲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上面要求“放卫星”，上报捕鱼产量。村干部逼着渔民日夜不停地打鱼，网眼越用越小，连鱼苗都不放过。结果第二年，江里几乎没鱼了。
“那是造孽啊，”张永江的声音有些颤抖，“一网下去，全是手指长的小鱼苗。捞上来干啥？喂鸡都嫌小。可不上交不行，交不够数，要挨批斗。”
“那后来呢？”二牛问。
“后来？后来连续三年，江里打不到鱼。屯里人饿得吃树皮，吃野菜。我爹那时候说：‘看到了吧？把鱼子鱼孙都打光了，江就空了。’”
老人讲到这里，沉默了很长时间。屋里只有雨声，和炉火上水壶的“滋滋”声。
“所以我一辈子守着一个规矩，”张永江终于又开口，“不捕产卵的鱼，不捕太小的鱼，不用绝户网。我爹教的，我教我儿子，我儿子以后也得教他儿子。这个规矩，不能破。”
刘二愣子深深点头。这和他们猎人的规矩何其相似——不杀母兽幼兽，不用毒药炸药。原来不管山上还是江上，真正懂自然的人，都明白“留有余地”的道理。
张永江又讲了他这辈子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一九七五年冬天，在江上冬捕时掉进了冰窟窿。
“那年冬天特别冷，冰层有一米多厚，”老人回忆着，“我们在江心凿冰下网，冰窟窿凿了脸盆大。我正弯腰收网，突然‘咔嚓’一声，脚下的冰裂了！”
“我整个人掉进了冰水里。那水，刺骨的冷，像一万根针扎在身上。棉袄棉裤一沾水，沉得像铁。我想喊，但一张嘴就灌水。”
屋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赵强紧张地问：“那您怎么上来的？”
“是我爹，”张永江的眼睛湿润了，“我爹当时在旁边的冰窟窿收网，听到动静，拿着捞网杆就冲过来了。他把杆子伸给我，我抓住，他一点一点把我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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