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过后，大理的雨季来了。
苍山十九峰被云雾拦腰截断，只露出山脚下一带浓绿的坡地和坡地上散落的白色村落。洱海在阴天里呈现出一种介于灰蓝和银白之间的颜色，像一大块被磨砂过的旧琉璃，浪不大，但绵密，一层一层地推到岸边，发出持续而低沉的、类似于远处有人在摇晃一筐石子的声响。
白三生在观音院的祖屋里整理祖父的遗物已经第三天了。
观音院在大理古城以北，苍山中和峰脚下，是一座很小的寺院。山门只有三间宽，大雄宝殿的屋顶上长满了瓦松，春天雨水足，瓦松绿得发亮，远远看去像是屋脊上蹲着一排小小的翡翠狮子。寺里只有一个老和尚和两个小沙弥，香火不算旺，但附近的村民逢初一十五还是会来供一盘水果、烧三炷香。白三生小时候爬到供桌上坐着和观音面对面的那座观音殿还在，殿里的那尊明代泥塑观音也还在，金漆依然发黑，低眉垂目，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像在看着你。
祖父生前住在观音院后面一座独立的小院子里，三间老屋，土坯墙，青瓦顶，院子里有一棵老梅树和一口废弃的石井。梅树已经死了，枯枝上挂满了青苔，但树干还站着，站得很直，像一根被时间磨圆了棱角的骨头。白三生推开祖父的房门时，门轴发出一声沙哑的吱呀，和灵隐寺藏经阁的木门声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更干涩一些，像是在高原干燥的空气里沉默了太久，已经不习惯被惊动。
屋里很暗，窗户被旧报纸糊了好几层，只有门外的天光涌进去，照亮了空气中的浮尘。靠墙是一张旧木床，床板上铺着稻草垫，垫子上叠着一床洗得发白的薄被。床对面是一张书桌，桌上堆满了旧经书、手抄本和信件，桌面被经年累月的书写磨出了两个浅浅的肘印。墙角立着一个老衣柜，柜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灶神像。灶神像旁边挂着一串干辣椒和一穗老玉米，已经硬得像石头。
白三生没有立刻动手整理。他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把棉袍的下摆掖好，让高原午后的风从院子里灌进来，吹动桌上那些旧纸页哗啦啦地翻。纸页翻动的声音很轻很脆，像是有人在远处翻一部没有装订的经折。他闻到了祖父的味道——松针、旧墨、酥油和云南高原泥土在雨季受潮后散发出的那种特有的微腥——这个味道他已经十六年没有闻到了，但此刻坐在这间屋子里，他觉得自己的鼻腔从来没有忘记过。
柯依柳站在院子里，没有进屋。她穿着一件从古城里现买的扎染布外套，头发用一根竹簪随意地绾在脑后，蹲在梅树下用一根枯枝轻轻拨弄石井边缘的苔藓。她没有催促白三生，也没有问他要不要帮忙。她知道这种时刻不需要帮忙，也不需要安慰，只需要有人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安静地陪着。
白三生在祖父的书桌前坐下来的第一天，翻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叠信。信是他父亲写来的——那个在他三岁离婚后去了广东做生意的男人，在信里用的是毛笔，字写得不好，结构松散，但每一笔都很认真，像是在描红格子上练了大半个月才下笔。信的内容大多是问候，说广东的天气热，说生意不太好做，说寄了点钱给庙里修屋顶。其中一封落款是一九九八年腊月，最后一段写着——“上次回大理，砚行已经会背《心经》了。您教他的。他在观音殿门槛上背给我听，背得很熟，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不知道。您说不用知道意思，背熟了就好，意思长大了自己会来。我不懂这些，但看他背经的样子，觉得他跟着您，比跟着我好。”
白三生把这封信看了很久。一九九八年他七岁，确实已经在祖父的教导下背熟了《心经》。他记得那个场景：观音殿的门槛很高很厚，被几百年来的香客踩出了深深的凹槽，他盘腿坐在门槛上，面朝观音，背对院子，把《心经》从头到尾背了一遍。祖父坐在他旁边，手里捻着一串老星月菩提，每听他背完一句就微微点一下头，捻过一颗珠子。背完之后祖父说了一句话，他到现在还记得每一个字：“意思你不用懂。意思不是想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他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在书桌上清出一块干净的地方，把信码整齐。然后他继续翻下一件东西。那是祖父的手抄本，一本很厚的毛边纸本子，封面用粗麻线装订，纸张泛黄发脆，但保存得很好。他翻开第一页，是祖父手抄的《金刚经》，一笔一画，用的是非常规矩的隶书，每个字都写得极其工整，像是用尺子量过间距。但翻到后半部分，字迹开始变了——从隶书变成了行书，从行书变成了草书，越到后面越潦草，有些字甚至潦草到认不出来。他停下来仔细辨认，发现那些潦草的字不是经文。那是祖父自己的话，插抄在经文之间，像是抄经抄到一半想到了什么，就顺手写下来。
其中一页写着：“法门寺回来的第三年。梦到那个老和尚。他说我还没看到该看的。我问该看什么。他指了指我身后。我回头，什么都没有。他说，不是现在，是以后。你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灰袍，比现在的你年轻得多。再过几年你就能看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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