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不只是说给叶邵凯听，也是说给沈秀兰和招娣听。
他明确地将看管孩子的责任和权力，交到了沈秀兰手上。
叶邵凯的脸涨得通红，他想反驳，却在父亲那双深邃严厉的眼睛逼视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只能愤愤地一跺脚，扭头冲回了厢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招娣看了一眼紧闭的厢房门，又悄悄瞥了一眼母亲，神情复杂。
院子里，只剩下团子小声的抽泣和叶昭沉重的呼吸声。
去西市这件事，就这样在大家各怀心思的不情不愿中，被强行敲定了下来。
叶邵凯把自己关在厢房里，再没出来过。团子抽泣了一会儿，被招娣笨拙地递过来的一块水果糖哄住了，眼泪还挂在睫毛上，便小口小口地舔着糖。
气氛沉闷，午饭也吃得悄无声息。
下午，叶昭去队里拿了户口本，又带着沈秀兰去派出所办好了迁移手续，效率高得惊人。
沈秀兰看着户籍警客气的笑脸，心里明白，这都是叶昭提前打点好的。
夜晚，秋虫在墙角低吟，月光如水，洒在青砖地上，映出斑驳的树影。
孩子们都睡下了，整个院子静悄悄的。
沈秀兰在主屋的灯下，轻轻抚摸着那本崭新的红色户口本，心里五味杂陈。
“咚、咚。”
一阵敲门声响起，打断了她的思绪。
沈秀兰理了理身上的确良衬衫，确认没什么不妥，才起身去开门。
门外站着叶昭。他刚洗过澡，身上带着一股好闻的肥皂清香，黑色的短发还湿漉漉地往下滴着水珠，水滴顺着他刚毅的脸部线条滑落，没入他敞开一粒扣子的军绿色衬衫领口。
“有事吗？”沈秀兰轻声问，手还搭在门框上。
“我明天一早要去队里报到，有个案子要跟，晚上估计也回不来。”
他的声音低沉，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不能送你们去车站了，你带着三个孩子，路上注意安全。”
他说这话时，目光落在她脸上，眼神深邃，看不出情绪。
“嗯，我知道了。”沈秀兰点点头。
叶昭没再说话，空气似乎停滞了片刻。他忽然伸出手，手里是两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大团结”。
“在外面不比在家里，该花钱的地方别省。”他把钱递过来，“给孩子们买点好吃的，别委屈了。”
那是两张一百元的钞票，在这个人均月工资不过百元的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沈秀兰看着那两百块钱，一时间愣住了，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手。
她不能要这个钱，他们只是搭伙过日子，她不能心安理得地花他的钱。
她的犹豫被叶昭看在眼里。他眉头微蹙，没有多言，直接上前一步，捉住她微凉的手，不由分说地将那两张带着他体温的钞票塞进了她的手心。
他的手掌宽大而粗糙，布满了厚实的茧子，握住她手腕的力道不容拒绝。
“早点睡。”他松开手，只留下这三个字，便转身大步流星地回了西厢房。
沈秀兰站在门口，怔怔地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手心里紧紧攥着那两百块钱，纸币的边角硌着掌心，那份温热却久久不散。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叶昭就已经离开了。沈秀兰醒来时，厨房的灶台里温着早点，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清晨的凉风。
她先去了一趟火车站，买好了次日清晨开往西市的火车票。
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队，空气中混杂着各种气味。
拿到那几张硬纸板一样的绿色车票时，沈秀兰不由得想起了前世乘坐这种绿皮火车的经历。
1988年的火车，没有空调，只有头顶上“嘎吱”作响的风扇，徒劳地搅动着浑浊的热空气。
六个多小时的车程，车厢里永远塞满了人，各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嘈杂得让人头疼。
孩子们小，哪里受得了这种罪。
想到这里，她心里一揪，改变了直接回家的路线，拐进了附近一条名叫朝阳胡同的巷子。
巷子口有一家国营的熟食店，她前世路过无数次，却从没舍得进去过。
今天，她没有丝毫犹豫。
“同志，给我来一只烧鸡。”她指着橱窗里那只烤得通体红亮、油光锃亮的烧鸡说道。
售货员用油纸麻利地将烧鸡包好，沈秀兰又称了半斤卤肝、半斤猪头肉，还买了一大包酸甜的话梅和几串山楂果干。
前世的她，总觉得钱要省着花，要为了不可知的未来做储备，结果亏待了孩子，也亏待了自己。
这一世，她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改善生活的，而不是一张锁在存折里的数字。
提着沉甸甸的吃食，沈秀兰觉得心里也跟着踏实起来。
回家的路上，她路过街角一家名叫“人民电器”的商店。
店门敞开着，里面却冷冷清清，看不见一个顾客。
一个约莫三十四五岁、眉清目秀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柜台后，百无聊赖地翻着一张《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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