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音的第三天，也是最难的一天。
屈正阳走进录音棚时，发现赵牧的表情比前两天严肃了很多。控制室里多了一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赵牧介绍:“这是本片的编剧，刘震云老师。他觉得昨天你录的那几段感情戏情绪不够饱满，今天特地过来看看。”
屈正阳心里咯噔了一下。感情戏——这是他在配音中最没底的部分。比赛场上的戏他没问题，那些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但感情戏——主角和队友之间的友谊，和教练之间的师徒情，和父亲之间的父子情——这些他经历过，但他的表达方式太“收”了，不够“放”。
刘震云走过来，看着屈正阳:“屈正阳，你的比赛戏录得很好，不需要任何调整。但感情戏有一个问题——你把情绪‘收’得太紧了。你在球台上也是这样吗？赢了球不喊，输了球不叫，什么情绪都放在心里？”
“差不多。”屈正阳说。
“在球台上可以这样，但在电影里不行。”刘震云翻开笔记本，“电影的主角必须让观众感受到他的情绪。不是‘知道’他高兴或难过，是‘感受到’他的高兴或难过。你之前的录音，观众能‘听出’主角在高兴，但‘感受不到’。这个区别很细微，但很重要。”
屈正阳站到麦克风前，翻到感情戏的部分。今天要录的第一段是主角和教练的对话——主角在输掉一场重要比赛后，一个人在训练馆里练球，教练走进来，两个人有了一段对话。
教练说:“这么晚了还在练？”
主角说:“我不该输的。我明明可以赢的。”
教练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输吗？”
主角说:“技术不够。”
教练说:“不是技术，是心。你太想赢了。太想赢的时候，你的手会紧，你的腿会僵，你的脑子会乱。你输的不是对手，是你自己。”
屈正阳念完了这段台词。控制室里安静了两秒，然后刘震云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你在‘读’台词，不是在‘说’话。你输过球吗？”
“输过。”
“输球后的感觉是什么？”
屈正阳想了想:“不想说话。不想见人。不想吃饭。就想一个人待在球馆里，不停地打球，打到没力气为止。”
“那你把这种感觉‘说’出来，不要‘念’。”刘震云说，“你想象一下，你就是主角，你刚输了一场不该输的比赛，你的教练走进来，问你为什么还在练。你怎么回答？”
屈正阳闭上眼睛。他想起了去年的一场国际比赛，他在三比一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翻盘，输掉了比赛。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训练馆里，没有开灯，在黑暗里坐了两个小时。他不甘心，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睁开眼睛，对着麦克风，用那种“不甘心但不知道问题在哪”的语气说:“我不该输的。我明明可以赢的。”
录音棚里安静了。
“好。”刘震云说，“这句对了。继续。”
屈正阳继续念下去。每一句台词，他都在脑子里找到对应的真实经历——输球后的自责，被教练批评后的委屈，被队友鼓励后的感动——然后把那种情绪通过声音释放出来。不是“表演”那些情绪，是“回忆”那些情绪。
录到第三段的时候，赵牧让他停下来。
“正阳，这一段是主角和父亲打电话的戏。”赵牧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主角的父亲不支持他打乒乓球，想让他好好学习考大学。主角在电话里和父亲吵架了。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屈正阳沉默了。他和父亲的关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小就不太管他，把他送到八一队后更是很少联系。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从来不超过三句——“吃了没？”“吃了。”“好好训练。”“知道了。”“缺钱吗？”“不缺。”然后就是沉默。
“不太亲密。”屈正阳说。
“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父亲打电话给你，说‘别打球了，回来上学’，你怎么回答？”刘震云问。
屈正阳想了想。他在脑子里构建了一个场景——父亲在电话那头说“别打球了”，电话这头的自己握着手机，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不是对父亲愤怒，是对“为什么你不理解我”这件事愤怒。
他对着麦克风，用那种“压抑着愤怒”的语气说:“我不回去。我就要打球。这辈子除了打球，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想会。”
控制室里安静了。
刘震云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你的声音在发抖。这是真的发抖还是你控制的？”
屈正阳说:“真的发抖。我刚才想到那个场景，我的手真的抖了。”
“好。就要这种‘真的发抖’。不要控制，不要表演，让你的身体自己反应。”刘震云说，“这才是真情实感。观众可能听不出你的声音在发抖，但他们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因为你的身体不会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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