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怪老人。就住在村尾那座废了好多年的老屋里。那屋子原来住着个孤老头子，前年冬里悄没声儿地没了，等人发现，身子都僵了。
打那儿以后，村里都说那屋子晦气，没人愿意靠近。可这怪人，偏偏就住了进去。
他是个干瘦的老人，脸白得像糊窗户的纸，一天到晚没什么表情。衣服总是灰扑扑的，不说话，也不跟人来往。
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村东头那条河。那条河我们叫它“小坝河”，水是幽幽的绿色，看着就凉。
河不宽，水流也缓，是村里人洗衣洗菜的地方。可它偏偏深，尤其是靠着老磨坊的那一段，水是墨绿墨绿的。河边长满了水草，还有几棵歪脖子老柳树，枝条垂到水里，风一吹，晃啊晃的，像女人的长头发。
怪人总在傍晚天擦黑的时候去河边。也不干别的，就是烧纸钱。一小堆黄草纸，就着河边潮湿的泥土点燃，火苗不大，蓝幽幽的，映着他那张没血色的脸。
他就蹲在那儿，看着纸烧成灰，被河风一吹，打着旋儿飘到绿沉沉的水面上，散开，没了。
起初几天，村里人只是远远看着，指指点点。后来有胆大的凑近了问，他也不搭理，眼皮都不抬一下。
再后来，村里就传开了，说这怪人是外乡来的，有个妹妹，好多年前在这小坝河上游淹死了。他这是心里过不去，来祭奠妹妹呢。
这话听着在理。我们这地方靠山，小坝河是大家的命根子，可也邪性。大人不许孩子去深水处耍，可总有不听话的。小坝河吞掉的人，隔几年总有一个。所以，大家听了这说法，对那怪人的害怕里，又掺上点同情。烧纸就烧吧，反正，别惹事就行。
我也跟着村里小孩去看过几次热闹。躲在大人们身后，伸着脖子瞧。
有一回，大概是风有点大，一张没烧尽的纸钱被吹了起来，滴溜溜转着，落在我脚边不远处的草丛里。
我趁大人们没注意，飞快地跑过去，捡起那张纸。纸边焦黑卷曲，中间还没烧透，能看见上面用毛笔画着些歪歪扭扭的图案，像字，又不像字。更奇怪的是，当中用红色的东西，写着一个名字。那红色瞧着有点暗，不像是普通的红墨水。
我认得那名字。是村里王木匠的儿子，王虎子。虎子哥十八九岁，壮得像头小牛犊，是村里爬树掏鸟窝的一把好手。
我正攥着那张纸发愣，一只大手猛地伸过来，一把将纸夺了过去。是住我家隔壁的李叔。
他脸色有点不好看，低声呵斥我：“小孩子家，乱捡什么东西！晦气！”说着，三两下把那张纸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还用脚使劲踩了踩，好像那纸会咬人似的。
我被他吓了一跳，没敢吭声。但心里那个疑团，却像河边蔓延的水草一样，缠上来了。给死人烧的纸钱，上面怎么会有活人的名字？还是用那种古怪的红颜色写的？
我没敢把这件事告诉忙碌的父母，却在一天晚饭后，扯了扯外婆的衣角。外婆是村里最老的老人之一，牙齿掉得没剩几颗了，眼睛也有些浑浊，但村里很多老辈的事，她都知道。
“外婆，河边那个伯伯，烧的纸钱上，为啥写着虎子哥的名字？”我小声问。
外婆正在灶台边慢悠悠地洗碗，听到这话，她的手顿了一下，混浊的眼睛看向窗外黑漆漆的夜色，很久没说话。屋子里只有油灯灯芯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你看见了？”外婆的声音压得很低，沙哑得很。
我点点头。
外婆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来，把我拉到里屋。油灯的光把她佝偻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晃晃悠悠的，像个不安的巨人。
“伢子，听外婆话，”她摸着我的头，手指粗糙但温暖，“往后，太阳一下山，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千万别往河边去，尤其……别靠近那个烧纸的人。”
“为啥？”我仰起脸，“村里人都说，他在祭他妹妹。”
外婆的嘴唇抿紧了，脸上的皱纹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痕，更深了。她凑近我的耳朵，带着一种陈旧而恐惧的气息，轻轻说：“祭？那女娃娃……根本不是意外淹死的。”
我后颈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
“那……那是咋没的？”
外婆的眼眶似乎更浑浊了，她望着虚空，声音飘忽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年，我才八岁，跟现在差不多时候，天旱，小坝河的水快见底了，地里的口子裂得像娃娃的嘴……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起了个说法……”她的话说到这里，猛地停住，好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脸上闪过极力掩饰的惊惶。“都是老黄历了，莫问，莫问！你只需记住外婆的话，晚上，千万不要出去！”
外婆不肯再说，任我怎么问，她都只是摇头，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但从她那罕见的、严厉的恐惧里，我模模糊糊感觉到，那怪人的妹妹，还有小坝河，藏着一段村里老人都不敢触碰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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