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8日清晨，麻城北部福田河的山林里一片寂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潘遐龄和廖荣坤带着第一、二大队的战士们，早已埋伏在山林各处：有的躲在大树后面，手里握着步枪，瞄准山下的小路；有的趴在战壕里，身边放着手榴弹；还有的在小路旁挖了深坑，上面铺着树枝和干草，就等敌人上钩。
“来了！”上午9点多，负责警戒的战士压低声音喊道。
所有人立马屏住呼吸，往山下望去——只见一队G民党军正沿着小路往福田河方向走来，前面是尖兵，后面是大部队，扛着机枪、迫击炮，浩浩荡荡，正是夏鼎新的第75团。
夏鼎新骑着马走在队伍中间，穿着笔挺的军装，手里握着马鞭，神色沉稳中带着几分傲慢。他随夏斗寅征战多年，自认熟悉鄂东地形与红军战法，觉得红军装备简陋、兵力分散，拿下福田河不过是早晚的事，届时便能直插七里坪，在旅长万耀煌面前立下头功。
“打！”等敌人走进埋伏圈，潘遐龄一声令下。
顿时，山林里枪声大作，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烟雾弥漫。
G民党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纷纷四处逃窜，有的不小心掉进了陷阱，有的被手榴弹炸伤，队伍一下子乱了套。
“慌什么！稳住阵脚，架机枪反击！”夏鼎新又惊又怒，拔出腰间的手枪呵斥手下。
G民党军这才勉强镇定，纷纷找掩护架设重机枪，朝着山林方向盲目扫射。
可红军战士早已躲进密林深处，重机枪子弹大多打在树干上，连人影都没伤到。
“撤！”潘遐龄见袭扰目的达成，立马下令。
战士们迅速撤离，只留下几个神枪手在后方游击，冷不丁打几枪干扰敌人。
夏鼎新派人追进山林，可山林岔路纵横，红军又熟悉地形，追了半天不仅没找到红军主力，反而又遭几次偷袭，折损了不少士兵。
“这群红军太狡猾，跟泥鳅似的抓不住！”一个连长跑到夏鼎新面前，喘着粗气抱怨。
夏鼎新脸色铁青，咬牙道：“找不到也要找！今天必须拿下福田河，绝不能让红军坏了旅座的计划！”
可接下来的一整天，夏鼎新的部队都在跟“影子”作战。
红军战士分成十几个小队，在山林里四处袭扰：上午在东边打几枪，下午又在西边扔几颗手榴弹；敌人刚往东边追，西边又响起枪声；夜里战士们还摸到敌营附近，放冷枪、扔手榴弹，让G民党军根本睡不安稳。
就这样，从2月8日开始，东路部队每天发起5到6次突袭。
有时候，战士们会在敌人必经之路埋地雷；有时候，会伪装成老乡给敌人指错路，把他们引到山林深处；还有的时候，趁敌人做饭时偷袭伙房，抢走或烧掉粮食。
廖荣坤带着第二大队的一个小队，专门盯着敌人的重机枪连。有一次，他们看到几名G民党兵抬着重机枪往山上走，立马绕到前方草丛埋伏。
等敌人走近，廖荣坤大喊“打”，战士们齐扔手榴弹，当场炸死两名抬机枪的士兵，剩下的敌人吓得扔下机枪就跑。
“把机枪扛走！这可是好东西！”廖荣坤笑着说，战士们立马扛着重机枪消失在山林里。
夏鼎新的部队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弹药越打越少，粮食也快耗尽，士兵们疲惫不堪，士气越来越低。
有士兵私下跟战友抱怨：“这红军比山匪还难缠，整天躲在山里偷袭，咱们根本没法打！”
从2月8日到2月10日，东路部队与夏鼎新的第75团激战了三天。
这三天里，G民党军不仅没找到红军主力，反而被袭扰得晕头转向，补给也彻底中断——西路的第三、四大队按照计划，在黄安西部袭扰了第37旅另一主力团押送的补给队，烧掉大半粮食和弹药，夏鼎新的第75团完全断了补给。
2月10日下午，夏鼎新站在福田河的山头上，看着手下士兵无精打采的模样，又急又气。
这三天，部队伤亡近百人，丢了两挺重机枪、三十多支步枪，却连红军主力的影子都没摸到。
更棘手的是，粮食已尽，士兵只能挖野菜充饥，甚至有人开始逃跑。
“团座，咱们不能再耗了！再待下去，就算不被红军打死，也得饿死！”参谋长跑到夏鼎新身边，焦急地说，“而且咱们跟旅部联系断了，不知道另一团那边情况，万一被红军包围，咱们就全完了！”
夏鼎新沉默许久，终于咬牙下令：“撤！撤回麻城县城！”他清楚，再坚持下去毫无意义，只能先撤退，等补给跟上后再做打算。
G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很快传到潘遐龄和廖荣坤耳中。
“想跑？没那么容易！”廖荣坤笑着说，“咱们得趁势追击，再捞点战利品！”
潘遐龄点头：“让第一大队两个小队从左侧绕路，截断他们的退路；第二大队从右侧追击，咱们中路夹击，争取多缴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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