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即位后，深知刘知几的史学才华，多次召他入朝为官，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修国史。刘知几虽重新入仕，却始终坚守“直书实录”的原则。有一次，李隆基想为自己的生父李旦立传时，多加溢美之词，刘知几直言相劝“先帝之功过，已有公论，若强行增饰，反而会遭后人非议”，李隆基听后，虽心中不悦，却也认可他的说法，放弃了这个念头。野史说，李隆基曾私下对人说“刘知几的笔，比魏征的谏书还厉害，朕虽有时不喜，却不得不服”。
开元九年，刘知几因长子犯罪被贬为安州别驾。赴任途中，他路过荆州，见当地百姓为纪念诸葛亮，修建了武侯祠，祠内的碑文多有浮夸之辞。刘知几感慨万千，取出铁骨史笔，在祠壁上写下《论诸葛亮》一文，既肯定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客观指出了他“连年北伐，劳民伤财”的弊病。此文一出，引来了不少争议，有人赞他“客观公正”，也有人骂他“诋毁圣贤”。可刘知几毫不在意，他说“史家评价历史人物，当功过并论，不可一味吹捧，也不可全盘否定”。
同年十一月，刘知几在安州病逝，享年六十一岁。野史记载，他临终前，将《史通》的手稿交给儿子刘秩，嘱咐道“此书虽遭非议，却能为后世史家指明方向，你务必将它妥善保存，传之后世”。说完，他握着铁骨史笔，在纸上写下“直书”二字，随后便溘然长逝。传说他去世后，那支铁骨史笔竟自行飞出窗外，化作一道青光，飞向长安方向，像是在诉说他对史学的执念。
刘知几死后，《史通》的命运几经波折，却始终未能被埋没。宋代的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多次引用《史通》的观点，赞它“为史学之指南”；清代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称他“开史学批评之先河”。如今，《史通》已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必读之作，那些带着铁骨史笔锋芒的文字，仍在提醒着后世的史学家：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史家的风骨在于直书。
野史中，关于刘知几的传说还有很多。有人说，每逢雨夜，在长安的秘书省旧址，仍能看到一位身着唐装的老者，握着一支泛着青光的铁笔，在烛光下批改史书；也有人说，刘知几的墓旁，长出了一株奇特的松树，树干笔直，枝叶如笔，百姓都说这是“史魂化树”，象征着他“宁折不弯”的风骨。
刘知几的一生，是为史学而生的一生。他用一支铁骨史笔，在充斥着曲笔与讳饰的时代，写下了最真实的历史；他以一身孤勇，在权力的压迫与世人的非议中，坚守了史家的本心。他的《史通》，不仅是一部史学着作，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的虚伪与真实的可贵；是一座灯塔，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这位盛唐的史坛巨匠，用他的笔与生命，诠释了何为“史胆如铁，史心如镜”，也让那支铁骨史笔，成为了中国史学史上最耀眼的符号，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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