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城门上的火痕还没有刮净，王廷里已经有人催着定罪。
复位礼只剩三日。
城外，日本残军北撤时烧过的仓房还在冒烟。城内却已有人换上新官服，争着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复国功册。王党说必须先清内奸，主和者说应先保百姓，观望者只想知道大夏军队会不会在逐敌之后接管王廷。
同一条街上，有人给大夏士兵送水，也有人把粮藏进地窖。谁都能说自己是在保国，真正做过什么却混在战乱留下的缺页和口供里。
王党大臣将一封密札举过头顶，认定写信者准备迎日军入城，要求在礼成前抓尽同党。另一边，主张暂缓的人跪了两排，谁也不敢先为密札上的人说话。
朝鲜君王坐在帘后，久久没有开口。
他怕日本残军，更怕大夏以通敌之名把所有反对者一并拿下。可若不抓，王党又会说他复位未稳便纵容逆臣。
大夏联络官把密札放到案上。
“先问原文写了什么。”
王党大臣冷声道：“译文清清楚楚，愿迎北来之军。”
“哪一支北来之军？”
无人能答。
密札原件同时交给两名译官。两人分处东西厢，不许交谈，也看不到先前译文。第一人将关键句译作“且看北势，不先启门”，第二人则译作“观战局所向，守门待命”。都没有“迎军”二字。
先前那名译官被带来后承认，他觉得“看势”太含糊，便按上官希望补成了“投向日军”。
“我只是让话更明白。”
联络官看着他。
“你让一句观望，明白成了一桩死罪。”
原件、两份回译和旧译并排入卷。密札主人暂时解控，王党席间立刻响起不满。
密札主人名叫李景元，是个并不起眼的文官。他被带进厅时已经两夜没睡，先前一直以为自己会因“迎敌”二字被处死。得知只是暂时解控，他没有谢大夏，反而问是谁有权保存自己的原信。
联络官让王廷保留原件，大夏只拿抄副。两名译官都在抄副背后写下异议，旧译也不销毁。李景元可以指出哪一字被抄错，却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那份解释撕掉。
“若日后证明我真有别的信呢？”他问。
“另信另查。今日这封不能替一封还没找到的信定罪。”
李景元离开时，门外有人向他吐唾沫。他没有因此重新被押回去，守卫也只隔开冲撞者，不把辱骂当作新的通敌线索。
“难道观望便无罪？”
“观望可以被斥责，可以失去信任，但不能自动等于给敌军送粮、开门、报信。”
联络官让书记撤掉“主战、主和、观望”三栏，另立四栏：接触、隐瞒实质来往、供给、引敌。只写做过什么，不写他说自己属于哪一边。
这张表一摆出来，争执反而更大。
有人说与日军使者见过面就是接触，应立刻拘押。有人说王廷过去也曾派人试探日军动向，若把接触本身定罪，半个朝堂都逃不过。
君王终于开口：“接触为何？”
书记便在每一栏后再加证据：原信、时刻、报酬、粮物、路线、见证。
第一批被指为软弱的官员中，有三人只在城陷后写信询问家属下落，一人曾主张等待大夏军纪是否可信。他们的信可以证明谨慎，却没有给日军任何物资和军情。
另有一人曾烧掉半封信。
王党认为焚信就是灭证。查过火盆残纸和送信人的口供，才知道那封信写的是家中女眷藏身处，他怕日军搜到才烧。烧信这一行为值得追问，却不能离开信的内容直接变成协敌。
相反，一名在朝议上天天喊着血战到底的武官，私下把自家马匹卖给日军，又把所得银藏在寺外。若只按他说过的话分忠奸，这个人会站在最安全的一边。
书记把这些例子逐一写在四栏旁。朝臣第一次看见，意见可以激烈，行为却要另外称量。
王党大臣不肯罢休。
“这些人嘴上观望，心里未必不是等着卖国。”
“心里怎么想，今日没人能称重。”联络官道，“先查手上做了什么。”
军粮领收簿就在此时送到。
一名以强硬着称的大臣家臣，曾在城南领走三十车粮，名义上送给守城义兵。驿站时刻却显示，车队在日军控制的渡口停了整夜。第二日，日军营中便多出同样封记的米袋。
那名大臣拍案而起。
“家臣私为，与本官何干！”
联络官没有答，先让人查车夫。
六名车夫分开询问，四人说在渡口卸粮，两人称天黑看不清。邻近驿站的马料簿又记着家臣为十二匹马付过钱，付款用的是大臣府上的签押。可这仍只能证明家臣调用了府中资源，不能直接证明主人下令。
调查没有因此扩大到全府。
家臣被单独拘押，家属不受牵连，同派官员也未被搜捕。大臣可以交出府内出入账和证人，自证签押如何流出。
第二日，车队领头人供出一处藏在祠堂后的旧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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