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于新中国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1月8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11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自发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送别总理。15日，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举国上下，一片哀恸。
这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迟缓。三月的风，依旧带着刺骨的寒意，吹过教室的窗棂时，还夹杂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我坐在教室里，桌上摊开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页已然泛黄，边角也卷起了毛边，但我还是每天都会翻阅几页，尽管这本书我早已读过。毕竟，这是林姐送给我的，她曾说：“保尔·柯察金也是残疾人，可他比谁都活得硬气。”
那天，班主任王老师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叠文件，脸色阴沉得仿佛能滴出水来。“同学们，”他说道，“今天宣读一个政策，叫‘社来社去’。”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就连平时最闹腾的王大勇也闭上了嘴。“这是什么意思呢？”王老师推了推眼镜，接着说，“就是毕业后，你们得回到原来的生产队或者工厂去。城镇户口的回城市，农村户口的回农村，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此话一出，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工人子弟们欢呼起来，他们大多来自附近市区的工厂，毕业后能顺理成章地接班，对他们来说，这政策就像天上掉馅饼。而农村来的学生们则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如同被霜打过的茄子——他们拼命的进入高中，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可如今，这条路却被堵死了。
就在同学们喜忧参半之际，王老师又开口了：“不过大家也别高兴得太早，现在的政策是，你们绝大多数都要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
王老师顿了顿，继续说道：“同学们，这是你们在学校上课的最后一个学期了，下学期你们都要去勤工俭学，到市区的各医院或工厂进行实习，以便尽快适应社会。到时候，城市户口上山下乡的学生叫城市知青，农村户口的叫返乡知青。你们会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好的，会被推荐当兵、招工，或者上工农兵大学。”
听了王老师的话，我清楚，由于我右腿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被归为“因病留城”人员，毕业后只能留在城里。然而，我此时才意识到，毕业后我将面临失业。
当时，工厂招工有着严格的规定。全市所有工厂的招工指标，无论是全民国有单位，还是大集体工厂，都须严格按照计划经济执行。招工条件也十分严苛，要符合招工资格、通过政审和体检等，在全民招工中，没有一家工厂愿意招收残疾工人。
王老师曾私下对我说，像我这样的情况，最后大概率会被分配到街道办的小厂，做些修修补补的活儿。
“安静！”王老师敲了敲桌子，“这是上面的政策，谁也改不了。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准备下学期的实习，别的就别多想了。”
下课铃响了，可教室里没有一个人起身。大家都低着头，仿佛被抽走了魂儿。我收拾书包时，同桌陈小梅突然塞给我一张纸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叔叔说，医院实习，优秀者有机会可以留院当职工，不限身体。”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向她。她正盯着自己的课本，可耳根却红得像能滴出血来。
春天的雨总是连绵不断。那天上物理课，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老师正在讲解单摆实验，可所有的摆锤却像是着了魔一样，莫名地同步摆动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老师皱着眉头，反复调整摆锤的角度和长度，可每次松开手，摆锤都会在三五次摆动后，渐渐趋于同步。
教室里开始窃窃私语。“是不是地磁异常？”后排的刘大勇突然喊了一句。老师瞪了他一眼，“别胡说！地磁异常哪是这么容易出现的？”可他的声音里却带着一丝不确定。我盯着那些同步摆动的摆锤，突然想起前几天在鸭儿塘边看到的一幕——那口不大的废弃水井，平时总是死气沉沉的，可那天，水面上却突然冒起了气泡，就像锅里的水快要被烧开了一样。
更奇怪的是，气泡冒出来的地方，还浮着一只塑料凉鞋，是1974年淹死的那个男孩的——那男孩和我是同学，死的时候才十五岁，凉鞋是他妈妈亲手做的，蓝色的塑料带，上面还印着一朵小红花。
“小张，”老师突然点我的名，“你来看看，这摆锤到底怎么回事？”我站起来，引来几道好奇的目光。
我走到讲台前，盯着那些摆锤看了半天，突然说：“老师，是不是地下有什么震动？”
老师愣了一下，“震动？哪来的震动？”“鸭儿塘……”我脱口而出，“前几天鸭儿塘边废弃的井开始冒泡，还浮出了1974年淹死的那个男孩的凉鞋。”
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老师的脸色变了变，“鸭儿塘？那井不是废弃了吗？怎么会冒泡？”我摇摇头，“不知道，可确实冒泡了，还浮出了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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