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来得急，刚进腊月，风就裹着碎雪粒子四处乱窜，刮在脸上像小石子砸得生疼。可这风没往年那样沉得让人喘不过气——它里子藏着股冲劲，顺着巷道的裂缝、家家户户的窗户缝往屋里钻，捎带着一个能掀翻十年沉寂的消息：恢复高考了。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谷建国待的知青点，那台用了快十年的广播早掉了漆，喇叭里总裹着“滋滋”的杂音，却像攒了半辈子力气似的，从天亮到天黑循环播着高考通知。先前还蹲在墙根晒太阳、眼神发空的知青们，猛地全站起来，围着广播挤成一团，耳朵竖得比谁都高。
有人攥着拳头，指节捏得泛白；有人眼圈红了，嘴里反反复复念着“真的？真能考大学了？”；还有人转身就往宿舍跑，翻箱倒柜找中学时的课本，纸页被抖得哗哗响，连带着积在书页里的灰尘都飞了起来——死气沉沉的知青点，就这么被一个消息盘活了。
谷建国早从别处得了小道消息，前阵子还托我帮他带过几本旧复习资料。这会儿听见广播里的通知，他兴奋得像个刚拿到糖的孩子，拉着我胳膊直晃：“张毅，我肯定能考上！等我金榜题名，就不用在这儿熬了！”后来我才知道，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真就凭着实打实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院——这是后话了。
消息传到市区，各条街道也炸了锅。老人们搬着小马扎，凑在向阳的墙根下，晒着太阳聊得热火朝天。
张大爷蹲在石墩上磕烟袋锅，烟灰掉了一衣襟也没察觉，嗓门亮得整条街都能听见：“这下好了！那些孩子在乡下苦熬这么多年，总算有出路了！”李奶奶手里攥着刚纳好的鞋底，针还别在蓝布上，说话时声音都发颤：“可不是嘛！以前总讲‘成分’‘出身’，现在能凭本事考，这才叫公道！”
就连我所在的街道门口，公告栏前天天都挤满了年轻人。有人踩着木凳，踮着脚逐字念公告上的报考时间、报名条件，念到关键处，底下还会有人喊“慢点儿！记不住！”；有人掏出皱巴巴的笔记本，笔尖在纸上飞快地划，生怕漏了一个字；还有人互相打听“你复习哪科？”“有没有数学资料？借我看看”，你一言我一语的热乎劲儿，把冬天的寒气都冲散了大半。
我挤在人群外头，听着那些滚烫的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烧着，暖得发烫——这团火，烧着我，也烧着无数个被“耽误”的青春。
那天我正在居委会的小办公室整理居民档案。屋子逼仄得很，靠窗的角落堆着半人高的档案盒，纸墨味混着旧木头的潮气，慢悠悠地在屋里飘。我握着支英雄牌钢笔，笔尖在登记表上写“王桂兰，58岁，独居，需每月定期走访”，最后一个字刚落，隔壁办公室传来的“恢复高考”四个字，像道闪电直直劈进脑子里。
我的手猛地一抖，钢笔“啪”地砸在桌子上，墨水溅出来，在白纸上晕开一小团黑。狂喜顺着指尖往头顶冲，心脏“咚咚”跳得像要撞开胸膛，连呼吸都急了，得扶着旁边的档案盒才能站稳。考大学？我也能考大学？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春天里的草，疯了似的往上长，再也压不住。
我先翻遍了办公室的柜子，没找着半本复习资料，又急匆匆冲回家里，跪在床底下掏那个积了灰的木箱。箱子里装着我中学时的课本、作业本，还有母亲给我缝的帆布书包，布面上的补丁都洗得发白了。
我把课本一本本掏出来，语文书的封皮原本是正红色，这会儿边角磨得卷了边，颜色也褪成了浅粉，像被岁月一点点啃过；数学课本上还留着我当年的批注，有的地方画着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有的地方写着“这道题不会，明天问老师”，那些稚嫩的字迹，此刻看着却比什么都亲切。
我用袖子把课本上的灰擦掉，指尖抚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课文，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中学教室——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本上，老师在讲台上讲“落霞与孤鹜齐飞”，同桌偷偷传纸条问我借橡皮，一切都清晰得像昨天发生的事。
从那天起，我的日子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居委会的工作，一半是高考复习。白天处理完手头的事——给新生儿办户口登记、帮老人写贫困补助申请、整理卫生防疫档案，只要一有空，我就掏出草稿纸，趴在办公桌上演算数学题。
草稿纸一张接一张，很快就堆得比档案盒还高，上面写满了公式、解题步骤，有的地方画着圈做标记，有的地方划着横线改错题，密密麻麻的字迹里，全是我攥紧机会的模样。
同事们见了，都笑着打趣：“小张这是要考大学啊，劲头真足！”我笑着点头，手里的笔却没停——我比谁都清楚，这是我这辈子能抓住的，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半点都松不得。
到了晚上，整个楼道都静了，只有我房间里那盏电灯还亮着。昏黄的灯光摇曳着映在墙上，把课本上的字照得忽明忽暗，却也实实在在照亮了我心里的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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