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放下手里的搪瓷缸子，刚要起身出去，却被我拉住了胳膊。“算了韩主席，”我把录取通知书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那里贴着胸口，能感受到纸张的温度，“没必要跟他争，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可老韩没听我的，他径直走了出去，声音不大，却很有力，像冬天里敲在冻地上的锤子：“老刘，说话注意点分寸。张毅这一年多，每天早上五点就去档案室看书，晚上加班到十点多，档案室的灯多少天都是他最后关的？你每天下班就往家跑，看见过吗？他腿不方便，走路上班要比别人多花半小时，却从来没迟到过一次，你做到了吗？”
老刘被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巴动了动，想反驳，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只能嘟囔着“我就是随口说说，又没别的意思”，然后灰溜溜地拿起自己的扫帚，往办公楼后面的空地走，脚步走得飞快，像是怕再被老韩抓住话柄。
小王跑过来，脸上带着得意的笑：“韩主席，您说得太对了！张哥每天在档案室学习，我好几次加班都看见，他桌上的台灯亮到很晚，有时候还能听见他小声背英语单词呢！”
等老李回来，我正翻着赵姐给的《鲁迅全集》，翻到《故乡》那一页，里面夹着一片干枯的枫叶，颜色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却还保持着完整的形状。
赵姐说：“这是我当年去北京出差时捡的，想着夹在书里当书签，后来忘了，你要是不嫌弃，就用着吧。”
那天下午，我没再去扫雪，却比扫雪还累。同事们三三两两地来传达室祝贺，有人从家里带了苹果，塞到我手里，说“祝你以后学业顺利”；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就是大学生了，可得多带带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也有人只是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眼神复杂，说不上是羡慕还是嫉妒。
我把录取通知书小心地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那是我去年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外面印着“上海牌手表”的字样，里面放着我平时用的钢笔和笔记本。
我把铁盒子放在书桌的最上层，和之前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一起，那本书里还夹着“忘了我，别忘理想”的字条，每次翻开，都能想起档案室里那些挑灯夜读的日子。
傍晚回家时，雪又下了起来，细碎的雪花像柳絮一样，轻轻落在肩头，很快就化了，留下一点冰凉的痕迹。
我走得比平时慢，不是因为残腿不方便，而是想多感受这份踏实——手里拿着赵姐给的书，口袋里装着录取通知书，心里像揣着个小太阳，暖烘烘的。
路过巷口的老槐树时，我忽然看见树下站着一个人，穿着藏青色的棉袄，围着一条米白色的围巾，身形很像她——那个在档案室里给我送复习资料的人。
我心里一动，快步走过去，想看清她的脸，可等我走近，却只看见一片飘落的槐树叶——明明是冬天，槐树的枝干早就光秃秃的，不知道这叶子是从哪儿来的，它轻轻落在雪地上，很快就被新下的雪盖住，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影子。
我站在槐树下，愣了一会儿，然后笑着摇了摇头——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她，这份“别忘理想”的嘱咐，我终究没辜负。
回到家，我把录取通知书铺在桌上，就着台灯的光，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拿出笔记本，一笔一画地在第一页写下：“1985年冬，收到省电大录取通知书。从此，路再远，也要走下去。”字迹算不上好看，却写得格外认真，每一笔都透着股坚定。
写完，我翻开赵姐给的《红楼梦》，刚读了两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听见窗外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叮铃铃的，在安静的巷子里格外清晰。
我探头一看，是下午的那个邮递员，他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口停下，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冲我喊：“张毅，还有你的包裹！刚才送完通知书，回去整理邮件，发现还有一个你的，没写寄件人！”
我连忙跑出来，接过包裹，触感很轻，外面是一层牛皮纸，用麻绳捆着，绳结打得很整齐。我拆开一看，里面是一沓崭新的笔记本，封面是淡绿色的，上面印着“省广播电视大学”的校徽，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一样。笔记本的扉页上没有字，却夹着一张小小的书签，上面用铅笔画着一朵梅花——花瓣层层叠叠，画得很细致，右下角还有一个小小的“梅”字，那是她的名字里的字。
我捏着书签，站在雪地里，雪花落在书签上，很快就化了，留下一点湿润的痕迹。忽然想起档案室里那本被我翻烂的《复习大纲》，想起那些咬着铅笔头解不出微积分的夜晚，想起考试时因紧张而颤抖的钢笔尖，眼眶一下子热了。
雪还在下，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把整个巷子都染成了白色。我把书签放进笔记本里，和录取通知书一起，收进了那个铁盒子里。
明天，我要去档案室收拾东西——把我的复习资料、红蓝铅笔、还有那个裹着旧布的热水袋都拿回来，那里的“秘密基地”，该留给别人了。
而我的新路程，才刚刚开始。我知道，未来的路或许依然崎岖，要一边上班一边上课，要克服残腿带来的不便，要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但至少，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像雪地里的那道扫痕，虽然不规整，却实实在在地向前延伸着，通向更远的地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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